之。吕力争,用数千缗得一人,号三孺人,大宠嬖之。初则专其家政”,“遂预外事,公然交通韩氏,中外因以媒进。时颐浩六十七岁矣”。[43]吕颐浩晚年衰病,因纵欲无度,两年後病故。皇帝等最高统治者竭天下以自奉,更往往成为天经地义,例如土贡就是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历代相承,牢不可破。
一四、横徵暴敛:历代皇朝始而强调轻徭薄赋,最终总是在各种因素下,导致对百姓敲骨吸髓般的苛徵。宋朝是个苛徵很突出的朝代,两税本身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又有和买、和籴、役钱、科配之类,不必在此赘述。直接向百姓勒索的当然是吏胥,“贫民窭户”,“衣不足以蔽肤,食不足以糊口”,“而追胥督吏临门谴呵,责以不可得之积欠,而遂其不可厌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鸡栖豚阱,无不夺取。大吏未去,小吏复来,朝索夕须,剥肤椎髓。偿官之实,曾未毛铢,而吏之所得,车载石量矣”。[44]
一五、司法腐败:司法腐败和横徵暴敛是最关百姓疾苦的两件大事。南宋真德秀将“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繫,惨酷用刑,汎滥追呼,招引告讦”列为民间“十害”中的六项。[45]胡铨谈及南宋滥捕“盗贼”,“皆株引就捕,十室而九”,施用酷刑逼供,“甚至拉胁、签爪、泥耳、笼首,人苟赊死,何求而不得”。[46]司法腐败的记录,史不绝书。
以上列举的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肯定是不完全的,但也不会遗漏太多。记得在学生 时代,经常给我们灌输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性,强调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 强调事物的必然性当然是不错的,可惜如今一些人似乎不愿意谈必然性。从偶然性中寻找 必然性,归根结蒂,就是必须正视史实,正视真理。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之所以根深蒂 固、牢不可拔,成为非常可怕而可憎的习惯势力,其遗传基因又被不断复制,给世界上古 老的、人口最多的民族制造了无穷尽的灾祸,其必然性就在於一个专制政体,以及在此政 体下的各种形式的等级授官制不仅一直维持下去,並且不断地强化。
在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古代统治者逐渐发现了中央人事权的重要性,於 是就逐渐形成了以吏部为首的六部政制。人们一般认为,六部制正式定型,是在隋朝。但 史学家的着眼点是偏重於三省,对六部制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不足。如果我们粗略地对比一 下从九寺(或称十二寺等)到六部的演变,就不难发现,户、礼、兵、刑、工五部的职能,都与以前的一个或数个寺相衔接,唯有吏部却在此前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寺,与其有职能上 的衔接。
关於吏部的起源,一般说法是西汉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後东汉光武 帝“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斋祀事”,汉灵帝改名选部,到曹魏时又更名吏部。[47]吏部之所以重要,並且成为六部之首,是因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委任等权力, 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这在初始并非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吏部的职能扩充並定型後,历朝的等级授官制,最大量的就是吏部授官。如宋朝的吏部,掌控着几万名官员的宦运,又必然弊病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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