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文过饰非，一瞒二骗：明朝有一首小曲《玉抱肚·官悟》最後一句说：“自古君王不认错。”[37]古代皇帝不认错的常例，就是罢免甚至处死大臣，以示自己一贯正确。当然也有在万不得已下罪己诏的特例。即使如此，下罪己诏也经常是避重就轻或心口不一。                                         崇宁五年（公元１１０６）发生星变，宋徽宗感觉害怕，下诏“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虚心以改”。[38]太庙斋郎方轸应诏上奏，弹奏蔡京，宋徽宗将蔡京罢相。等星变过後，宋徽宗又故态复萌，命蔡京再相，“以轸奏示，京奏乞付有司推究事实，轸竟付诏狱，坐此编管岭南”。蔡京对外扬言：“三省若有妄言者，京来日即知也。”用以杜人之口。[39]直到金军南侵，宋徽宗被迫传位於宋钦宗，传位诏说：“朕以不德，获奉宗庙，赖天地之灵，方内　ꪡ安，二十有六年。永唯累圣付託之重，夙夜祗惧，靡遑康宁。乃忧勤感疾，虑壅万机，断自朕心，以决大计。”[40]虽然时危势迫，负有首要罪责的宋徽宗仍无半点引咎自责之意。至於宋高宗在危急关头不得不下罪己诏，实际上却是降金乞和的大计早定，不易故辙。秦桧用《尚书·商书·咸有一德》“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一句为求和政策的失败作掩饰，表白自己一贯正确，就不必赘述了。

    文过饰非的手段固然很多，但最常用的还是一瞒二骗。隐瞒和欺骗是中华的传统政风，       又是专制政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宋太宗不明不白地登基，赵普又出面为他编造“金匮       之盟”，只能乞灵於隐瞒和欺骗，如公开真相，岂非是弑逆的大罪。在不少场合下，统治者还必须自欺欺人，说众所週知的谎话。宋徽宗竭天下以自奉，导致严重的失政，在当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前所述，直到被迫退位时，还是强调自己“夙夜祗惧，靡遑康宁”，而“忧勤”国事。宋高宗对金乞和，却並不力争难兄宋钦宗回归，分明是悌道大亏。然而秦桧养子秦熺却以史臣的身份赞颂他“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41]此类众所週知的谎话，无非是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其实还不是为了欺人，明知达不到欺人的目标，却仍须乞灵於控制舆论导向，作阿Ｑ式的自我慰藉和麻醉。

一三、沉湎酒色，恣意挥霍民脂民膏：政治在原始社会中本来是作为公共权力，但到       阶级社会中不可能不蜕变为统治阶级滥用公共权力。官员们滥用公共权力的必然结果，就       是用於谋私利和个人的享受，中国人将此归纳为酒、色、财。寇凖可谓宋代名相，但“早       贵豪侈。每饮宾席，常阖扉辍驂以留之。尤好夜宴，剧饮未尝点油，虽溷轩马厩，亦烧烛       达旦。每罢官去，後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凝地，往往成堆”。[42]宋时灯油价廉，而蜡烛则是高级消费品。南宋宰相吕颐浩还是主张抗金的，但他“喜酒色，侍妾十数，夜必纵饮。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闻一时。梠死，诸大将以厚赂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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