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衢、信、处、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死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15] 宋时官员隐瞒灾情是有罪的，秦桧不仅知法犯法，反而加罪於说真话者。绍兴十六年“行都疫”，而秦桧的尚书省只是上奏建议“给散夏药”，根本不承认发生了瘟疫。[16] 虚饰太平盛世而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以至不惜劳民伤财，官府马为刀俎，百姓为鱼肉，成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顽症。皇帝欺瞒胡人，宰相欺瞒皇帝，官员自然也可以欺瞒上司。《朱子语类》卷１０６谈及地方官，“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这是欺瞒上司的一例。
五、贪污行贿：此类行为史不绝书。应当指出，在专制的人治条件下，一是败露率低， 二是败露也未必依法惩处，故贪污行贿必然是低风险，高收益，而敢於触犯刑法者众。皇 帝、权臣等经常是此类行为的保护伞。人们公认宋初以重典惩治贪官。[17]但是，大将王全 斌等平後蜀，恣为不法，“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馀贯，而蜀宫珍宝 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与焉”，“百官表言”王全斌等“法当死”，而宋太祖“特赦 之”。後来宋太祖又给王全斌复官节度使，说：“抑卿数年，为朕立法。”[18]宋高宗时，黄达如“赃污钜万”，而被按劾。但他利用“太后还銮”的机遇上奏，建议将“盛事”“作为歌诗，荐之郊庙”，“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於是宋高宗大悦，居然发表他出任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监察御史。後来在官员的论列下，也仅以“私役禁军，贩易物货”的次要罪名，“降一官，放罢”。他在秦桧死後，还出任徽州知州。[19]一方面制订法律，另一方面又恣意玩侮法律，这也是一条中华自古相传的政治老例。
六、妒贤嫉能：北宋末，国势阽危，唯有李纲尚能挺身救国，而耿南仲伙同徐处仁、 唐恪等人，“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一力怂恿宋钦宗命李纲承担无法胜任的救太原的 重任，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20]这又是一种中华自古相传的“窝裏鬥”，“窝裏横”的政治传统。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妒贤嫉能的极致当然就是陷害忠良。
七、结党营私：中国成语“结党营私”，确有科学内涵，大凡钻营官场而谋私者，往往必须结党，不结党就无法营私。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的极致，即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古代皇帝往往十分忌讳臣僚分朋植党，所以结党营私一般是无法公开的。但是，在南宋四个权臣掌政的时代，他们又是并无忌违地、大规模地任用亲党。史弥远深通擅权的三昧，他“专任憸壬”，而手段却更加隐蔽和狡猾。“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於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21]“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都是宋时的要员，“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附会者进”，对他“争为妾妇之道”。所以柴中行评论史弥远的结党营私的特点，是“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22] 在民主体制下，任何政客失去民望，只能下野。在中国古代却有一种多见不怪的怪现象，不管某人如何丧失民望，甚至万众切齿，只要“上台喜”，即通过各种政治关系网的保护，就能长久宦运亨通，骑在人民头擅作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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