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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比略统治早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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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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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数逾6000的辅军精锐，后期{公元15年}倍于此，莱茵河左岸的八军团全部出动，再加上15000的辅军部队以及临时征募的日耳曼地方武装；第二次战争{公元16年}虽声势不及，然而1000只船所组成的运兵舰队亦可称的上是蔚为大观]仅是[普通士兵]为了赎他们在哗变中所犯下的罪，以及[高级军官]取悦于他们的主子提比略，于是年轻的皇子给了部下机会。不，倘使战争竟是如此轻率，奥古斯都又何必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溃败消息传来后，悲号“还我军团”呢？更何况此刻帝国的主宰，是执行比养父更为谨慎的对外政策的提比略，他如非觉得必要，断没有理由冒险。当然，士兵的羞耻心和罗马人一贯注重荣誉的传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条件，而非原因，尤其在遭遇自然肆施淫威时，这一条件的作用就更显微不足道了。
塔西佗固是良史，一方面在于他为我们保留并搜集大量可供研究的原始资料，一方面也是因了辞章的简洁有力。但自五贤帝治世迄今，历史的方法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还墨守传统，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人物的历史，所谓分析也仅停留在人物关系[政治层面]上，甚至溯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未免嫌视界狭窄。就我们现在所考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为例，我以为其原因，还是偏在社会经济方面。
[一]，日耳曼尼亚的动乱使整个日耳曼和山外高卢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从恺撒统治以来，意大利所产的葡萄酒即行销日耳曼，而这民族的好酒贪杯也是闻名的，再加上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极差，由此推想则酒类贸易给罗马带来的利润不会很少。至于高卢人在罗马化后就表现出对金钱异常的执着，他们之于意大利和日耳曼都有大量的出口，帝国财库的丰裕得高卢的税金助力不小，至于阿非利加和埃及，主要被视为粮食供应渠道和皇室私产所在，东方各省往往内部消耗比较严重，所以，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反抗联盟，必然导致西部形势恶化，引起连锁反应。第二次战争前，[编年史]上甚至出现“高卢诸行省已不再能供应马匹了”的记载，这不仅说明战争消耗之巨，也从侧面揭示高卢的商贸交通受到严重妨害，致使他们无力抑或不能购获马匹。[当时高卢境内为罗马提供骑兵和马匹的主要是特瑞维累人，他们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以善骑著称。]由此可见情况确实难以令人持乐观态度，如果未能尽快摧毁反抗势力，将直接影响到罗马的民生，进而危及统治。
[二]，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
主要还指水患。内战结束后意大利新辟田亩多数都在平原地区，这些易积水的相对低地，在未经系统的修筑水利工程前，往往一次山洪爆发便能将沃土变成死水的沼泽，如果天气炎热，更会促使疟疾散布。奥古斯都统治末期，提比略统治初期，台伯河流域的水患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自治市和移民地住民深受其苦，否则不会主动要求政府组织疏导。我们再从空间上对照来看，正是边境受到威胁的同时。以往尚可以籍高卢之有余，补罗马之不足；现在则稍有不慎，内忧外患将以具体的形式全盘发作，故恢复北方的秩序来拯救罗马，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提比略之所以始终回避远行，也正为防止不满情绪的失控。[虽然就如何疏导的讨论无果而终，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台伯河不再为祸，直至公元四，五世纪，灾难方对帝国施以总清算，“罗马热病”可说是持久而可怕的表征了吧]
平定日耳曼的事业或许会将罗马拖进战争的泥淖，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提比略才坚持招回他的侄子，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很有大将风范，但毕竟血气方刚，难保不会为了追求荣誉变的盲目，看他在两次战争中的举措，每有不顾实际情况制定行军计划并以压力要求完成的例子，幸得麾下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军人，很难想象，如果“长桥战役”中的指挥者不是凯奇纳而是谢雅努斯之徒，瓦鲁斯的悲剧未始没有可能重演。然而日耳曼尼库斯毕竟是大大削弱了反抗军的实力，最终内部的不和使联盟分崩离析。这战争实是代价高昂的赌博，最终皇子取得了胜利，纯军事视野中“特洛伊的胜利”，至于社会经济则摆脱桎梏，损失虽然惨重，但在短时间内即得到补偿。下面转换角度，谈谈日耳曼人失败——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几点原因。 二
自从公元前113年钦布里人首次劫掠罗马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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