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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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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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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
从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宋案当然是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行；但以此为由称兵进行“革命”，也是民国史的一个不明智和非常不幸的开端。此举给袁世凯提供了堵塞军队国家化、不准干预政治的道路的借口，从而错过了逐步改造当时的各种武装力量，使之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化的机遇。民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虽然可以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但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却是“二次革命”为开端的。从此，有军便有权，公理、正义、“革命”——成了掩盖纵横捭阖的各种肮脏交易的外衣，兵连祸接，社会动荡，国困民穷。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48]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政治家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不能指望忽然有一天从天上掉下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中国。但是，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用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必须指出：北洋军阀的罪恶是洗刷不了的，笔者更无意为他们辩护。但本文讨论的不是北洋军阀史，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像孙文那样的现代政治家在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框架后，应该采取怎样的正确策略，处理新旧参半的政治势力，推动“民国”名副其实的问题。因而不免“苛责先贤”，因为正是他们负担着民族的希望。
注释：
[1]孙文：《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孙文：《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19页，中华书局。
[4]孙文：《在北京袁世凯欢宴席上的答词》，同上第418页。
[5]孙文：《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同上第431、433页。
[6]孙文：《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同上第484页。
[7]孙文：《与某人的谈话》，同上第412—413页。
[8]同上第718页。
[9]汪兆铭、唐绍仪、宋教仁、张竟生、蔡元培、胡汉民等32人：《〈国民报〉出版公启》，《宋教仁集》第384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10]宋教仁：《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同上书第459页。
[11]唐绍仪、蔡元培、李煜瀛 、宋教仁等26人：《社会改良会宣言》，同上书第377页。
[12]《社会改良会章程》，同上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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