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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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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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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43]
这些主张是当时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孙文等人拒绝接受。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孙文除了讲十年修20万里铁路这类大话空话(8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铁路还不到7万公里)外，主要的一条是“及改组国民党时，又不能尽如宋逐初(教仁)之志，行大改革”，[44]即坚决地把革命组织改造为现代民主政党。因此，一遇到自己的重要领袖被暗杀，不是全面冷静地考虑在现有情况下，如何推进民主和法治制度，而是按照原初状态的革命组织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行事：用暗杀和刀枪去解决法律和政治问题。
还要指出，孙文甚至把这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参与当时决策讨论和襄助黄兴南京举兵反抗的章士钊写道：当时真正称得上“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癸丑（1913）夏间之所剩者，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夫革命功成，而革命队伍之零落涣散，至如此极，中山先生不得委为不知。”对这一硕果仅存的部队，孙文也使用了令人震惊的手段：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在条件不备的情况下，仓促起义。章氏感慨万千地说：孙氏“己身当时所定指挥方式，并不是令出惟行，而止于贿买杀人，自乱步武。倘孙先生之所谓指挥而如量施行也，则太平天国北王、东王自相残杀之往事，定然重演一遍。”[45]
袁世凯借机反而口口声声要维持法治、秩序和共和制度。北洋将领声称：“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46]他们似乎成了军队国家化、保卫共和制度的先锋!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也失败了。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蔡锷成为反对这一倒行逆施的主帅，国民党领导的力量成为他们的附庸绝非偶然。
此外，笔者还要强调一下，江苏省辖下的小小的上海地方检察院，两次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院作供。这是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传讯在职总理的案例。这也很可能是整部中国文明史中，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赵秉钧虽然没有到上海接受传讯，也不能不作出正式答覆：“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在秉钧所在地询问。”[47]针对对他的指控，他也作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答复。更重要的是，从赵氏表明的态度看，不能说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已经走完。
结语
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权力本来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去束缚、监督和牵制，它会毫不犹豫地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任何号称民主的制度，没有反对派履行竞争、监督、牵制的职能，必然蜕化为专制统治。多元是民主、自由的内在要求，但反对派也必须依法运作，否则必然出现另一种专制——无法无天的“暴民专制”(“群众专政”)。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合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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