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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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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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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29]
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所以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丧失了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
此案的结果是：部分参议员提出弹劾案，要求免去国务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之职。但没有取得法定的多数。早有去意的陆征祥呈请解职，袁世凯批准其辞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而同袁世凯会谈之后的孙文，在周游各地时，一再为袁氏唱赞歌：“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30]“因南北人心，一致趋于共和，前途必无危险，……以政治言，袁总统及国务院与各省都督，皆能胜任愉快。”[31]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确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他可免于监督，违法时不必追究。
“二次革命”后的政治转折
未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惩戒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最终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
宋案简单说来是：1912年12月中旬至1913年2月上旬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269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力主实行政党内阁，深为袁世凯等忌恨。3月20日晚10点45分，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4时47分绝命。24日零时30分至凌晨，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并搜获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和函件一大批。凶手及罪证均移交江苏省上海地方审检厅负责审理。
宋教仁之死无疑是对国民党的一大打击，但如处理得当，未尝不是揭露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罪恶，赢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大机会。可是，由于孙文进退失据、处理不当，反而使支持民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 国民党内外存在着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的激烈分歧。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实乃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1914年2月他出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9天后被毒死在总督衙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
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而是附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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