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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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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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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议会制民主根本不适合中国，民初的政争宣告了议会民主在中国的破产。
其实，当时的政争没有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公民提高自由、民主、法治意识，巩固民主政治制度的坚韧、持久的斗争，是孙文等人认识错误、处置不当的后果，而与议会和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
以掀起轩然大波的张振武案为例。张氏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副总统黎元洪推荐他出任大总统顾问(张拒绝)、东省屯垦使、蒙古调查员等职，暗地里却于1912年8月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26]于是，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于8月15晚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次日凌晨1点枪决。
这次事件，立即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声讨，参议员迫使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中国同盟会本部决定革去黎元洪的协理一职，并将他开除。
湖北20位参议员的联名质询，一一批驳强加给张振武的五项罪名。他们更义正辞严地说这是维护法治和破坏法治之争。张振武即使真是有罪“亦当捕送审判厅，供证具完，公开定谳，始得宣告处刑。”张氏退役已久“何以须用军法”?“军法会议亦必各官齐集，及一干人证到案，经审问、辩诉、判决之程序，始得执行刑罚。何夤夜邀袭，旋捕旋杀!”“共和国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约法所载大总统有特赦之权，并无特杀之权。盖有罪者，大总统可以特权生之，无罪者，无论何人，不得以特权死之。”可偏偏“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宪章，意为生杀……无可缄默，不能不一探其究竟也。”[27]
这是一场民主、法治与专制的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孤立的。就在张振武案发生前夕，黎元洪即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由查封曾坚决支持革命、反对清帝国的《大江报》。黎元洪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下令封报已属荒唐，更为荒谬绝伦的是竟明目张胆地宣布捉到该报负责人后要“就地正法”！当时执掌各级政府实权的大都是前清文官、武将。在当时力量对比下，根本不可能全部铲除、替换他们。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遵循法定途径，通过各级议会监督、质询、弹劾……再加上新闻舆论持续不懈地揭露、批评，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不断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到约束、牵制和教育，争取其中多数能逐步纳入新制度的运作轨道，少数则依法得到制裁。
因此，当时以湖北20位参议员为代表的质询和《民立报》等报刊的报导和评论，体现着保卫民主和法治的正确斗争策略。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类斗争的广度、深度和策略。在张振武一案中，孙文采取什么态度呢?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28]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写道：“到京以后，项城(袁世凯)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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