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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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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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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目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或不尽如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社会的分化与动荡。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使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了“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可谓一代不如一代。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结果，维持其政治局面，也是未知数。以新军为例，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为它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君不见，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清王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共和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实在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诚如一向以温和著称的梁启超所说的：“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
再次，如果说不乏驾驭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还勉强可以苦撑，那么在她死后，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糟。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自己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对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步伐，后者以为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使“内乱可弭”；第二，预备立宪促使革命者加快革命的准备，使后者计划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革命成为非法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为“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第三，“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第四，“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第五，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第六，清末的国库空虚，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迅速面临财政危机，督抚专权的趋势则导致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显然，那种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未来却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指责革命者添乱的论点不仅无法保证由清朝统治者自编自演的预备立宪之结局能包你满意，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这与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是异曲同工。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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