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范仲淹  庆历新政  熙宁变法  程朱理学 

我曾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发表《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指出范仲淹实为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又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发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对于宋朝的这两次“革新政令”及其与二程洛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我认为，前一文对于确立范仲淹的历史地位是重要的，而后一文对于评价宋代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更为关键。遗憾的是，我在后一文中虽然提出了一个大致的看法，但论证实较粗疏，有时想起来不免汗颜。为弥补此遗憾，故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作一补说。因学力所限，粗疏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宋学研究的大家不吝指正。 

一 

关于范仲淹的历史地位，我认为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这可从四个方面说。

其一，从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上说，因《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故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被“宋初三先生”所掩。在《宋元学案》中，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即“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之后，才是高平（范仲淹）学案。这种误置，只是因为胡瑗在执掌太学时曾为程颐的老师，而胡瑗又曾与孙复、石介一同在泰山苦学。关于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我在《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一文中已多所辩正，在此毋须繁赘，只补充一条史料，即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所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观此可知，“宋初三先生”及李觏等等只是在范仲淹门下“从游”“肄业”的贤士，如无范仲淹的激励孙复，授以《春秋》，又延聘和推荐胡瑗，“宋初三先生”是没有后来的学术地位的。

其二，从宋明理学史和哲学史上说，因朱熹把二程的“伊洛渊源”奉为宋学之正统，而二程早年曾从学于周敦颐，朱熹又正式把周敦颐奉为理学之开山，所以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被周敦颐所掩。至今在中国哲学史上，范仲淹名不见“经传”，即使有之也是微乎其微。这固然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有关，但在今日我们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或“合法性”时，如果不注重宋明理学史和哲学史同庆历新政之整饬吏治、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确立“明体达用之学”的关系，那么范仲淹就仍与理学史和哲学史无与焉。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这不足以说明宋明理学和哲学同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亦不能正确评价宋明理学和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其三，从经学史和易学史上说，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把庆历以后称为经学的“变古时代”，其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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