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①]这里仍没有明确标出宋代经学的转变源自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七经小传》的作者刘敞于庆历六年中进士，他的学风正是庆历新政对学人发生影响的反映（刘敞《公是集》卷五《贺范龙图兼知延安》、卷二十四《闻范饶州移疾》、卷二十六《闻韩范移军泾原兼督关中四路》等，皆称颂范仲淹）。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义》颁布于学官，这不过是庆历新政改革科举（“先策论而后诗赋”，“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之流亚。《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但现易学史著作鲜及范仲淹，而实际上他对于宋代易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宋易图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牧，在任饶州军事推官时以范仲淹为师（事见《王安石全集》卷九十七《刘君墓志铭并序》），范仲淹在经略陕西时“举刘牧、钱中孚等十七人，充陕西差遣”（《范文正公集·年谱补遗》），旋又推荐刘牧为兖州观察推官（《范文正公集》卷二有《送刘牧推官之兖州》），刘牧的易学著作为“《刘长民易》十五卷”，“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呉祕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其四，从政治思想史上说，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曾长期蒙诟病，但近代以来国人祈向“富国强兵”，遂对王安石的评价有了转机。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又说：王安石之前“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信任不专，被间以去。”[②]这里已明显有了“扬王抑范”的倾向。在1949年后的史学研究中，因史家多引列宁所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所以对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都予以很高的评价，而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则被王安石所掩[③]。实际上，所谓“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并非列宁本人的观点，而是普列汉诺夫引为“论据”而反对列宁的，我对史学界相沿成习的这一误引已另写专文辩正[④]。在对宋代思想的评价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呈尖锐对立之势（《程氏遗书》卷二上云：“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如果“扬王抑范”，则熙宁变法之后宋学的主流（道学或理学）便成为一种历史的错谬；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二
关于庆历新政之后熙宁变法的“转向”，我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一文中已略述其梗概。今主要补充者是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在此期间，范仲淹于庆历三、四年推行庆历新政，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徙知颍州时病逝于徐州。王安石作有《祭范颍州文》，其开始的两句是：“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关于庆历新政则说：“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惰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同当时的许多文人贤士一样，王安石的思想本是在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的影响下形成的。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当时的形势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政”应当“法其意”，这样“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他又指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宋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并且对于科举以诗赋和“讲说章句”取士以及授官之“恩泽子弟”也提出了批评。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于庆历新政的十五年之后，他在书中提出的改革思路明显受到庆历新政的影响。这套思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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