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蔡京）此小人不足责，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与章子厚（惇）不同，章子厚之心与蔡京诸人不同。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

观此可知，“任贤”与“使能”的“先后缓急”确实关乎“国体”之大事。范仲淹所说“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程颢所说“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可谓预卜了北宋的灭亡。

因熙宁变法引发的党争“致中原之祸”，所以吕中颇为警切地评论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对宋朝治乱得失的影响：“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⑧]）也正是由此考虑，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 

三 

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有“两端”，一为“革新政令”，二为“创通经义”，“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其间区别，盖以洛学为枢机也”[⑨]。在宋学的发展中，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变化，实是因为洛学受到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庆历新政为士人确立的致学方向就是“明体达用”，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所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此“明体达用”又可谓之“内圣外王”。“内圣”者，即范仲淹所谓“必明理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苟求功名富贵，心忧天下，而又有“道义之乐”（《范文正公集·年谱》）；“外王”者，即“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熹评范仲淹，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范仲淹在《雎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范文正公集》卷三）所谓“瓢思颜子心还乐”，即“内圣”的境界；所谓“琴遇钟君恨即销”，即一旦被朝廷所用，就可“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明体达用”或“内圣外王”，正是宋代的新儒学之所以异于佛、道二教者。

《宋史·张载传》云：“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岁，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所谓“名教可乐”，也就是“道义之乐”的精神；“劝读《中庸》”，则指示了新儒学注重阐发“心性”理论的发展方向。

程颢和程颐早年受学于周敦颐（此时程颐十四五岁，约在公元1048年，即庆历新政的五年以后）。程颢后来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教导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也就是把“道义之乐”作为人生修养的目标。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篇说：士人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之所志即是“外王”的志向，颜子之所学即是“内圣”的修养。

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记载：“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程氏遗书》附录）这段记载中的“皇祐二年”，可能是嘉祐二年之误[⑩]，此时程颐二十五岁。当时胡瑗主持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程氏文集》卷八）程颐体会出，要寻得“孔颜乐处”，就必须“正其心，养其性”，通过心性修养而达到“中正而诚”的圣贤境界。

按嘉祐二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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