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在熙宁三年上《谏新法疏》后即离朝外补，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据侯外庐先生编制的熙宁变法年历：熙宁四年三月，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四月，司马光权判西京留台；六月，富弼坐革青苗法，徙判汝州；十月，罢差役法，行募役法。此年，在制定募役法的过程中，王安石向宋神宗说：

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在“诸公始退散”之后，王安石终于明确地显露他的思想“转向”，即熙宁变法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这与他在此前所说“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以择术为始”，“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是不同的。其实，宋神宗在熙宁元年就曾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思想的“转向”，可谓俯就、迎和了当朝君主的意志。此亦如南宋时吕中[⑦]所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这一转向不再是庆历新政所遭贬抑的“以远大为迂说”，但按范仲淹对本末、源流的看法而衡之，却不免是“以浅末为急务”。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之不同，进而又引发激烈的“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范仲淹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的《上执政书》中就已深切地指出：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

吏治腐败到如此地步，故范仲淹的改革思想首先是“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欲求吏治之源的澄清，又必须“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种见解有其深刻之处。而当熙宁变法汲汲于“财利”之时，“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盘剥百姓，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也是熙宁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

熙宁变法的反对派依循儒家“义利之辨”的思维定势，对新法“争之有太过”，“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遂使王安石“与言者为敌矣”。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等旧党全被贬离中央；宋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又全面否定新法，排除新党；以至宋哲宗亲政后，新党中的章惇、蔡京等“小人”执政，把旧党全都打入元祐党案，“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罪，布告天下”。这种激烈的“党争”耗散了宋代政治的“元气”，以致为害益深，“涂炭天下”；究其始而言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

《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熙宁变法时，“温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温公曰：‘误矣！小人得路，岂可去也，他日将悔之。’”“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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