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以后，张载和二程都明确地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是治世的“大根本”。张载在《答范巽之书》中说：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以间，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则治德必日进，人之进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张载集·文集佚存》）

张载的理想就是要把“道学”之体施之于“政术”之用，而“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则其“政术”为无体之用，故改革偏离“王道”的方向。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如果能够格正君心，使君主有了“爱天下之人如赤子”的“仁心”，那么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就都可以解决了。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程氏遗书》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程氏外书》卷六）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主“立志”，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所说“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而“君心不正”则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

从“格君心之非”这一治道之本来考虑，二程更加严厉地批评荆公新学，将其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因为释氏只是以其术“化众人”，而荆公新学却是以功利动“人主心术”，君心一动，则天下“靡然而同”，“其学化革了人心”，带坏了“后生学者”，所以其“为害最甚”（《程氏遗书》卷二下）。于是，“整顿介甫之学”成为二程洛学的一大急务，而整顿的方法便是更加强调王霸、理欲、义利之辨，“明体达用之学”遂向着更加重视“内圣”的内倾化方向发展。

南宋时，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他在给赵汝愚的信中也说：“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

因庆历新政之后有熙宁变法的汲汲于“财利”，故激起道学家对王霸、理欲、义利的严辨；因庆历新政的夭折和熙宁变法的转向，故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然而，“君心”并不是道学家所能格正的，而两宋的道学又受到元祐党案和庆元党案两次严重的打击，此所以宋学的革新政令“至荆公而止”。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

[②] 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页。

[③] 如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有李觏思想（作为王安石的“先驱”）、王安石思想的专章，而范仲淹则湮没不闻。

[④] 参见李存山《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载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

[⑤]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433页。

[⑥] 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页。

[⑦] 吕中，南宋淳祐时进士，教授肇庆府，除国史实录院检讨。上疏言当去小人之根，革赃吏之弊。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奏言：“人能正心，则事不足为；人君能正心，则事不足治。”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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