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程氏文集》卷五）

这段对君主的劝戒，与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所说君主要“赏直谏之臣”、“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是相同的。程颐又说：

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出处无常，惟义所在。（同上）

所谓“道必充于己”，也就是先要有“内圣”的修养，有此修养便能“不私其身”，“惟义所在”；“而后施以及人”，也就是要达于“用”，将此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程颐引《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而当时“国家财用，常恐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程颐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他说：“窃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若要实行“仁政”，除了君主的“仁心”之外，还需有贤臣的辅佐，故他又说：“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接着，程颐批评“国家取士”的弊端：“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也”；“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同上）。在这篇《上仁宗皇帝书》中，明显可见庆历新政的影响。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同上）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程颢的《上殿劄子》相一致。程颢说：“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程氏文集》卷一）二程提出“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就是由君主之“内圣”而达于“外王”。有了君主的“内圣”，才能择宰相（“责任”）和大臣之贤；有了圣君、贤相和贤臣，亦即“有其本”，则“不患无其用”。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二程的这一思想，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是由于“君志”不定；更重要的是，二程认识到只有“君志”先定，才能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

程颢在熙宁元年所上《论王霸劄子》，仍是强调“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又上《论十事劄子》，即是由治道之“本”而达治事之“用”。熙宁二年颁布均输法、青苗法之后，程颢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与王安石的“道不同”，此“道”之不同就在于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熙宁三年是道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张载和二程都热心于“革新政令”，希望将“王道”的理想“举而措之天下”；此后则更专注于著书讲学，使道学的理论臻于成熟。张载在熙宁二年入朝，与王安石“所语多不合，寖不悦。既命校书崇文，先生辞，未得谢，复命案狱浙东。……狱成，还朝。会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如此至熙宁九年，张载完成了其代表作《正蒙》。程颢在熙宁三年上《谏新法疏》后离朝外补，在地方任官一年便“以奉亲之故”归洛阳，与程颐等共同倡明道学，潜心涵泳道德性命之理。其弟子邢恕记载：“（程颢）居洛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先生身益退，位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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