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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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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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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程度很高；丑，白人统治，主权丧失。文中提出，“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这一命题，有极强的战斗性和广泛的号召力。这种思潮弥漫扩散，日涌日激，到辛亥前夜，已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在《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刊上，常有饱含民族意识的时论短评。他们从租界言行不一甚至言行相反的事实，揭露租界口称文明、实为野蛮、压制华人的实质。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以后，随着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涌起，上海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形象越发凸显出来：
身居上海，张眼一看，真可怜，哪一个地方可以显得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 哪一件小事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统治之下的？你看，他们怎样的奴视我们，怎样 的苛刻我们，怎样残暴的杀害我们？他们还哪里把中国当国家，哪里把中国人 当人类？[10]
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接连出版了好几本由外国人写的、中西版本兼有的关于上海的著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7)，《出卖的上海滩》(1940)，《上海──罪恶的城市》(1945)。这几部书，西人论上海，西人论西人，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思想深入人心。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是：
未到上海，以为上海是天堂，到了上海，方知上海是地狱。
上海是地狱，同时是天堂。天堂是属于外国人的，地狱是属于中国的，所 以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是中国人的地狱[11]。
按理说，在十九世纪，西人在上海经营已达半个世纪，上海早已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但是，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报刊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议论。上海居民虽然在不少问题上，与租界当局有冲突，如四明公所事件，但那时多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到华洋对立的地步。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个问题忽然变得相当突出了呢？我以为，一是与当时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高涨有关，二是与上海绅商的自治意识有关。
文化人的上海观
就中外而言，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就贫富而言，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道德方面，上海则是卑污龌龊的大染缸。这样，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中国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中，只有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其他资产阶级、文人士夫、社会秩序、道德风尚，全与染缸脱不了干系。于是，在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笔下，从鲁迅、郭沫若到傅斯年、高长虹、梁遇春、沈从文等，我们已很难看到上海是文明渊薮、西学窗口的赞誉，像先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曾经说过的那样，看到的只是丑陋、恶浊、卑污、无耻。对上海骂得最多、最为干脆的是陈独秀。他在五四前后，连续发表四论上海社会，用臭、恶、丑、糟、骗、黑暗、龌龊、奸诈、黑心等极端字眼，痛骂上海的无知识、没文化、没道德、算盘声、铜钱臭。于是，陈独秀虽然要在上海发刊《新青年》，鲁迅虽然要在上海的半租界写他的《且介亭杂文》，一大批文化人虽然要在上海办报、出书、拿稿费、买洋货，但是，对于上海的社会空气，不能赞一词。在他们那里，上海有点像臭豆腐。
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果将上海开埠以后一百年的形象历史作一个长时段考察，我们会发现，在十九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主要在道德沦丧方面；在二十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则不仅在道德方面，更主要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方面。在十九世纪，人们还时常会说到上海在传递西学方面、文明输入方面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人们则不大再提这些方面。不是二十世纪这些特点消失了，而是强调的重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变了。与此同步，世人对上海天堂地狱的议论，先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然后是强调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浸淫于民族意识中的上海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时，比先前多了一重负疚感。
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近代上海人是在民族主义背景下，“被污蔑的口岸华人”，尽管租界的统治者是外国人，但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华人，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是抓在中国人手中，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城市。中国人在上海已自成社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他认为，“上海的杰出成就，正如香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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