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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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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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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非全不可能。但军管会对此显然没有坚持继续调查核实，而是附和了长宁分局的意见，认定赵品质不好，不能过分宽大，只同意“将羁押日期折抵刑期外，其余的刑期暂缓执行”了事[20].在“镇反”运动展开后，这样的情况也常有发现。如第一绢纺厂女工陈琴珍，1946年该厂成立工会时当选过常务理事，被人检举后来加入了工人福利会，曾参预开除过女工。解放后不满新政权，散布过谣言。陈否认加入工福会，故抗拒登记，依例应判徒刑。但征求工厂保卫科和军代表意见时，均要求公安局“最好处死刑”。考虑到陈并无死罪，军管会研究后决定判刑12年。
又如做过国民党时期海员工会常务理事，有帮会背景的老海员车德芳，被捕时已过65岁，既掩护过共产党员，也在20年代帮助过国民党迫害过进步工人，考虑到车所犯罪恶已过去十几年，且“对人民少有贡献”，有意“按老年犯罪精神处理，保释管制两年”。但“征求群众意见”时，军管会办案人员得到邑庙分局及其区委的回复意见却是：“该犯在我区坏地位较高，爪牙较多，但其本人矢口否认，因之如判管制则将造成其爪牙邪气嚣张，而使民愤不平。故我们意见应判以五年以上徒刑。”结果，军管会只能照区委会的意见，判处车犯有期徒刑五年[21].再如黄德熙案就是一例。黄为黄埔七期步科生，上海解放之际担任京沪区铁路警务处代处长。因认定国民党已败，遂率所部交警保护机车房上海北站及天目路大厦，不许任何人破坏，并主动向解放军和平缴械，清点移交了其保护下的所有财物。因所部900余人全部遣散，个人亦未得安置，反被羁留审查，家眷来沪难以生活，故径直写信给毛泽东进行申诉，请求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所承诺[22]，允其发挥所长，给予工作。此信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回上海市委办公厅，办公厅再转回上海铁路局，而铁路局认定警务处有军统组织，故坚持不给黄工作，亦不许其走，非要其交待不可。原因就是黄德熙在上海解放当天集中部队向解放军主动缴械时曾扬言：“我是警务处代理处长，名黄德熙，我已把警务处之枪集中，等待移交。我赶走了特务王兆槐，保护资财完整，我是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军统特务等等。我有罪，要杀，砍我一人之头，其他人概无关系。”但黄咬定只有他一人有军统背景，否认警务处有所谓军统组织。铁路局认为：“这显然是麻痹欺骗我们的鬼话”。黄桀傲不训，铁路局则认定黄不老实，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延至“镇反”运动，黄自然被认定为“反革命罪”而逮捕。不仅如此，铁路公安处更坚持要将黄判处死刑，并坚持要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对此，市法院当然只能同意，并据此拟就了判决书。上报到军管会，注意到黄这种有特务身份，又态度强硬，且动辄写信上告，影响甚大的人物，军管会也莫可如何，只能批准执行[23].由于对《条例》中条文的解释及其依据条文量刑太过自由，导致各地迅速出现了滥杀的倾向。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还在1951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下令将已经下放到县区一级的批捕权收回到地专一级，将杀人权收回到省级，并要求各地今后“只杀有血债的，有引起群众愤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换言之，今后应当执行死刑者，只应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24].很显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上海的“镇反”运动。由于上海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开展较晚，如前所述，5月份稍加休整之后，上海市在6、7、8、9四个月里，又重新恢复了大规模宣判以及处决人犯的作法。到1951年底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之际，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达到了1800名以上，公开宣判的人犯则接近10000名[25].
“镇反”之后的新问题
“镇反”运动给上海市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好处，是社会治安环境的全面提升。除了大批直接或潜在地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恶霸、流氓、地头蛇被作为“反革命”被大部清理以外，由于“镇反”的宣传动员直接深入到单位和居民之中，各阶层民众都被有形无形地组织起来，使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有效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镇反”运动之前，全市有组织的人口仅占三分之一弱，且因公私营的区别，有效组织的程度亦颇有不同。占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家属、失学、失业青年，以及其他小生产、独立劳动者和其他无业人员，除了一些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冬防服务队或清洁卫生小组以外，干脆就没有有形的组织系统加以管理。因为“镇反”，各街道里弄在冬防队的基础上，纷纷建立起了“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经过各种大会小会的动员、宣传，逐渐形成了直属市区办事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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