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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的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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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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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钩。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57）一句话，军政腐败。当时人邓肃指出：“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58）洪迈则叹息：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失、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59）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来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侈极欲的需求。足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60）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付为民爱民的样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泽”（61）。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62）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如“经营欲致黎元福”（63）之类。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64）他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过。”（65）岂不说此诏与此话究竟有几分诚意，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虽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虽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东南七路经制使陈※在上奏中，将跟随方腊揭干而起的百姓斥责为“妖贼”，并对其所谓“陵暴州县”、“恣行杀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断截立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然而连陈※也不得不承认方腊起义确属官逼民反，起义群众“唯搜求官吏”，他们所到之处惩办贪官污吏：“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他请求朝廷严惩贪官，并且预言北宋王朝势必被愤怒的民众推翻；“此风不除，必更生事。”（66）的确，方腊起义平息不久，“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67）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68）他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平。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条心，上下如兄弟，“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69）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70）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71）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而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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