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
 |
时间：2009-7-24 13:56:49 来源：不详
|
|
|
人力量。屈骚宋赋点燃了他智慧的火花，培育了他诗的灵感和超人的想象力。
沈德潜说：“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杜牧为李贺作传，称李贺为“《骚》之苗裔”。王琦在《长吉诗歌汇解序》里指出：“长吉下笔，务为劲拔，然其源实出自《楚骚》”。李贺可说是《楚骚》哺育的一株奇苗，他对屈宋的作品逐篇“读数过”，对其主要篇章都作过评论，下言中肯, 切中题旨,有些断语，至今仍为不移之论人赞李贺学骚：
少年肯事事，苦学志独强。
《风》《骚》(指李贺的作品)拟屈宋，妙处相颉 顽(道潜语)。
他自己也曾以“研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的诗句把自己的诗作喻为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李贺认为《离骚》是块试金石，读它若无动于衷者，其为人臣怎样就知道了(必定是不忠不义之徒)：“感慨沉痛，读之而不欷 欲泣者，其为人臣可知矣”(《七十二家评楚辞》)。可见《离骚》对他的感染有多深，在他心中的份量有多重，在他眼中的地位价值有多高。
李贺特别推崇屈原的《天问》，受其影响尤深。《天问》是屈原的第二长篇，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多字，是诗人在极度愤激苦闷中，对于自然、社会以及生活中各种事物发出的怀疑和质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社会人事、古史传闻、楚国政事以及诗人自己生活等等。表现了屈原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及勇于探索真理和批判旧观念的精神；同时也寄托有诗人举贤授能，反对奸邪的政治理想。形式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与诗人的深沉思考和活跃的想象互为表里，显示了屈原超人的艺术才华，使李贺受到巨大的振动和强烈的感染。他说：“《天问》其语奇崛，于《楚辞》可推第一，即开辟来，亦可推第一，贺极意好之，时居南园，读数过，忽得‘文章何处哭秋风’之句”(同前)。
他还针对时人责《九章》文义重复无次序的说法，以一种爱而护之的口气解释说：“其意 怆，其词 瑰，其气激烈，虽使间有重复，然临死时求为感动庸王，自不觉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为冗也”(同前)。
李贺对屈宋的作品也并不是没有分辨地只一味地叫绝，他认为“《远游》篇仅匍叙畅达，托志高远，取其意可也，若以文论，尚不尽屈氏所长”(同前)。他又指出了《卜居》为骚之变体，辞复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同前)。他特重楚辞“宏放”、“奇崛”。表现了他的洞察力和审美情趣。“宏放”、“奇崛”也正是李贺诗的重要特色。
他读《渔父》，“居然觉山月窥人，江云罩笼，光景宛宛在目”表现了他的感受力。世人多看重宋玉的《九辨》，他却认为：“宋玉赋当以《招魂》为最幽秀奇古，体格较骚一变，予有诗云‘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亦本之”。 这是“公开”的取材、认同、向往。《招魂》今人一般定为屈原作，是一篇想象奇特、辞采瑰丽的奇文。
从他对屈宋诸作的评品中可见：读楚辞是他取得创作题材的一条重要途径，他的很多诗作都是直接从楚骚里受到启迪、诱发出奇瑰的艺术灵感。李贺的生活经历有限，他的许多美丽的想象都是受书本的启迪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忽视生活源泉。
李贺对屈骚的继承更具体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那“托云龙”、“说迂怪”、驱遣神异、驰骋幻想，以及出人意外新奇险怪的构思、虚幻的形象、浓丽豪放而又哀婉冷艳的风格……师承屈骚的精神是十分明显的。如在《天上谣》里描绘了理想中的仙界；在《苏小小墓》中又寄情于幽冷凄清的鬼域；他可驱遣羲和为秦王驾驭“日车”，以显示其威严(《秦王饮酒》)；也可以追引“老鱼跳波瘦蛟舞”来表现大音乐家的演奏绝技(《李凭箜篌引》)；他可召唤博罗老仙从山洞里走出来为受酷暑煎熬的人裁织葛衣(《罗浮山人与葛篇》)；甚至还可以指使雄视百代的汉武帝，从千年古墓中走出来骑马寻访旧时的宫殿(《金铜仙人辞汉歌》)。
还有如《雁门太守行》中以浓艳的色调组成五彩斑斓的画面，极好地渲染了战场上的悲壮气氛，表达了主题。
楚骚艺术特色对唐人的影响在李贺身上最易见出。应该说明的是，李贺虽为“楚骚苗裔”，但不必以一家一格绳文，他不是依傍门户、扶墙摸壁而行、吃祖宗现成饭的人。他的诗作极富独创，“幽深诡谲，较骚为尤甚”(姚文燮《昌谷集注序》)，不过还得承认；直接受楚骚的恩荫之大者，在唐代他算第一。
(十)、“义特百夫，文横千古”
晚唐李、牛两党的头面人物尽管在政治上不共戴天，但对屈原为人为文却都有好评。李德裕在《汩罗》、《观钓赋》中对屈原“远谪南荒一病身”“昏聩怀王厌直臣”表示同情和愤慨，对屈原被逐泽乡“飘而南征”，“不泛泛以随波，或皎皎而扬清”，坚持理想不随波逐流而去浊扬清保持高洁的品德表示钦敬，并孤往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