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就唐人对屈宋楚骚的毁誉与继承作了一番评介，虽未免粗略，但基本情况已可窥见，唐代虽没有研究楚辞的专著或专文可举，但屈宋骚赋在唐人中仍有着强烈反响和巨大影响，呈现复杂的现象，简单而言，不外褒誉贬毁两派。
　　贬毁者出在前三唐，又以中唐为多，晚唐已少见，这一派不少人虽是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但却多持文学退化史观，服膺儒家传统诗教重文学内容和社会作用，忽视其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认为华文祸国；批判齐梁绮靡，竟找错了原因，视楚骚为淫丽之源，泼污水而倒掉了孩子；奉行“雅以正邦，哀以亡国”，崇尚“正声”，否定“哀而怨”的楚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初唐王勃和中唐柳冕，是屈宋否定派。但创作实践，王、柳又有别。
　　李白在创作实践上虽兼取风骚及六朝之长，但在理论上却没有把“楚骚”的价值及其对齐梁文学的影响弄清楚，竟笼统地一概否定从屈宋到六朝的文学，他接受楚骚的影响有一个动态过程。坎坷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现实教训、与屈原近似的命运，是他认同屈骚的关健。
　　白居易一生做官，“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以中隐卒天年”，是个集禅、道、酒、色于一身的“闲人”“快活人”，无法理解屈原。未入《骚》之奥堂，妄作讥讽之语。他一生所失正在“长笑灵均不知命”，不能“风骚两挟”。
　　褒赞延誉一派，大都持进化文学史观，他们“凭轼以依《风》《雅》，悬辔而驭楚篇”，“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亲风雅”，“缘楚骚”。批判淫艳而不废齐梁，“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既重内容，亦贵文彩，杜甫、柳宗元、李贺是这一派的杰出代表，但他们又各有所得：杜甫得《骚》的“沉郁”、“壮志”、“风逸”、“规讽”、“忠怨”之旨，“发愤以抒情”，从而育成自己的风格；柳宗元得《骚》之“幽”，从而“菀其鸿裁”，“衔其山川”；李贺得《骚》之“奇华诡谲”，“猎其艳辞”。然，“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花而不坠其实”，绝无吞剥瞟夺之病，故风格独具，极有个性。
　　有唐一代，对屈宋评价最正确、最深刻，又能自觉全面继承其创作精神的是杜甫，而不是李白。已往的研究，在涉及屈骚对唐人的影响时，往往标举李白，而不提及或极少提及杜甫，宋人曾李狸的陋见：“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艇斋诗话》)，至今还为人奉行、征引，这实在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偏颇和疏误，它妨碍我们去正确认识屈骚的影响及对李、杜的正确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