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许多研究者曾经直接或间接提到过的。在宋人心目中，也将开国以来迥然有别于前朝的政治基调看得很重，宋初统治者思想中的理性成份被后人充分地开掘、阐发。感受到王朝政治命运起伏的压力，焦虑于时事而又渴求精神支持、需要论证依据的士大夫们，经常会郑重地引述到“祖宗”时的诸般作法与说法。
　　在诸多“说法”之中，所谓“道理最大”是经常被征引的一项。 

一、             “道理最大”说的提出及其阐发

（一）        北宋时的记载

　　在沈括《续笔谈十一篇》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根据沈括如上的叙述，“道理最大”说出现于太祖之时，而且受到太祖的充分肯定。这番问答，无疑有资格被时人认定为“祖宗”的“宝训”、“圣政”。今天的研究者也十分重视当时的这一提法，并曾指出它与两宋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关系[2]。但多少有些奇怪的是，与“道理最大”相关的记载，在现存的北宋史料中，似乎仅见于沈括笔下。
　　《梦溪笔谈》及《续笔谈》成书于元祐后期[3]，时距太祖君臣对答已有110年以上。该对话沈括自何处听来、得来，已经无从追溯。记载这条材料的《续笔谈》，或因其晚出，流传征引不很广泛[4]，其中有关“道理最大”的故事，看起来北宋时影响面相当有限。即便我们相信此说，或者推测有更早、更直接的记述曾经存在，我们也难免会心存疑问，感到这一说法，至少在北宋士大夫的心目中，并未受到特殊的重视。
　　记载中向太祖提出了“道理最大”说的赵普，还曾向太宗提出过另一“最大”说。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雍熙三年（986年）五六月间，时为武胜节度使兼侍中的赵普，听说北伐不利的消息，上手疏进谏，并且将自己的观点总结为如下的一句话：

　　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

“无为之功最大”的说法，与宋初黄老思想的流行与影响有关；而将其与“有道之事”并称，则使人们联想到“道理最大”一说。无论是“道理”之说还是“有道”之说，都是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而言，强调遵循合理的原则，而非志在阐发天道、义理。
　　结合宋初的政治实践来看，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这一说法被后人引述时，往往是用以赞颂宋太祖赵匡胤之卓越识见的；而细究其实，所谓“最大”一语，却恰恰是用以限制至高无上的帝王之统治行为的。逢长期动乱之后，“道理”被再度凸显，成为辨识判断与施政措置的依据，这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
　　“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王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这一说法尽管简单，却是深思熟虑（“熟思”）的结果，人们相信它出自太祖的辅弼近臣、善于审时度势的赵普之口。正因为如此，文天祥指称“道理最大”为“韩王有德之言”[5]。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地位，也是一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角色”，集中着对于这一特定身份的种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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