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耶？属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

       尝弹雀于后苑，或称有急事请见。上亟见之，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之，对曰：“臣以为尚亟于弹雀。”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这正反映出自军阀向帝王身份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不断调适的过程。无论“乘快指挥”，还是对奏事臣僚的“怒骂”，都是军阀习性的自然流露；而反思时的“不乐”，及对于臣下的“慰劳”，正体现出太祖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与行为矫正。这样一种改造过程，事实上并非痛快顺畅。“上悦”二字所反映的，与其简单地认定为史官的缘饰[7]，不如说是赵匡胤省悟到自身的“皇帝”身份后特意做出的一种符合其角色期待的姿态。
　　与历史上的其它王朝一样，自赵宋建国之日起，设定帝王角色、塑造帝王形象的努力即一直在进行之中。所谓“角色”，无疑由帝王的个人行为所体现；但从特定时代的角度观察，符合规范的角色不是由宋初帝王个人扮演而成，而是由当时的士大夫参与塑就的[8]。不仅如此，其后嗣君臣们仍然共同继续着这一设定与塑造的过程。
　　有关“道理最大”的申说与阐发，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关于所谓“道理”

　　“道理最大”之说，其实算不上赵宋统治者的发明。关于所谓“道理”，前代的统治者不能说未曾重视。秦始皇刻石琅琊台，其歌咏秦德的颂词中就说：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9]

唐代贞观年间太宗君臣讨论治道时亦曾多次谈及“道理”。王方庆缀辑于唐高宗时的《魏郑公谏录》卷二《对齐文宣何如人》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对话：

　　唐太宗谓侍臣曰：“齐文宣何如人？”
　　公（魏徵）对曰：“非常颠狂。然与人共争道理，自知短屈，即能从之。臣闻齐时魏恺先任青州长史，尝使梁还，除光州长史，不就。杨遵彦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长史，今有使劳，更无罪过，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顾谓遵彦曰：‘此汉有理。’因令舍之。”
　　太宗曰：“往者卢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杀之。宣帝虽颠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处分，虽失人臣之礼，朕即杀之，大是伤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无及！宜复其官荫。”

《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第二十二》也记载了如下一件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 
　　太宗大悦，赐采百段。

贞观十年（626年），太宗因袒护所宠异的越王而引起魏徵“正色进谏”，太宗于是对群臣说：

　　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徵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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