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太宗责备辅臣李靖等思虑不周时，也是批评其“大非道理”[11]。
　　以上所说“道理”，事实上就是指理由、事理或者情理，指言行、治事应该遵守的轨范。魏徵、杜正伦都以“道理”作为依据来评议君主、规谏君主，而君主也以“道理”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杜正伦从其职事出发的谏言，所谓“非止当今损于百姓”之说，立论之基点显然是对帝王形象的维护；尽管当时没有冠以“最大”二字，但“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的说法，实际上也揭举出“道理”作为至上标准的警示之义。
　　尽管北宋史料中很少直接引述“道理最大”者，但君臣之间有关“道理”的议论却颇为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例是，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学士院出题策试馆职。围绕苏轼所出策题，在朝廷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左司谏朱光庭、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等人认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要求惩戒“为臣不忠”之罪。当时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出于对朋党相争的戒惕，并不赞成如此小题大做。在傅尧俞、王岩叟等人的追问之下，她断然否认有偏袒苏轼之意，王岩叟等进而紧逼说：

　　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于道理上断。 [12]   

这句话虽然使高氏感受到压力，却未能结束殿廷上的激烈争辩，关键显然在于双方所认定、所执持的具体“道理”并不相同。
　　除去通常是指情由、事理，指具体原则之外，在有些场合下，“道理”用来指称带有根本性的法则。例如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

　　上尝语宰相曰：“统制区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为难事。必先正其身，则孰敢不正？若恣情放志，何以使人凛惧！朕每自勉励，未尝少懈。”[13]

到北宋中期，这一类用法逐渐增多。熙宁年间，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宗旨的新法迅疾推开，人才问题成为突出的“瓶颈”，

　　（王）安石因言今文章之士不难得，有才智实识道理者至少。上以为识道理者殆未见其人。[14]

作为根本性法则的“道理”，不止是指治国之道。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与宰辅王安石、冯京等人讨论“一道德”之说，有一番关于“道理”的对话：

　　王安石说道：“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神宗接着说：“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
　　王安石：“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神宗：“诚如此。”[15]

在这里，神宗口中的“道理”，实际上即是王安石所说的“理”。这使我们联想到北宋中期儒家学者对于“道德性命之理”的探讨与追求，联想到“理”之内涵“由认知性向本体性升华”的过程[16]。
　　蔡卞在讲到王安石的学术贡献时，说：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17]

二程也曾明确地说：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18]

“元无少欠”的“道理”，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在北宋中期整体学术氛围的影响下，士大夫们逐渐倾向于将“道理”上升到“天理”层面予以阐发；而“道理最大”说正是随着这一情势的发展，得到了重新解释。

（三）南宋时对于“道理最大”的阐发

　　到南宋时，原本平实朴素的“道理最大”一语，被赋予了无尽的意义。

       伴随理学的形成，出现了一个对于以往“文本”重新予以解读的过程。南宋时的一些士大夫纷纷将自己迭出的新见、理解与创获，纳入到对于“祖宗圣训”的诠释体系中。
绍兴年间，李季可作《松窗百说》[19]，其中的“朱五经”条，提及“道理最大”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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