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事例表明，士大夫对于“祖宗”的追念，往往折射出他们对于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在宋人对于“祖宗之法”的徵引、说明与阐发中，浸透着精心的选择与权衡，存在着突出的主观色彩[56]。这提醒我们注意，“祖宗之法”并非祖宗行为举止与创制措施原原本本的反映，而是经过士大夫筛选、寄寓着士大夫理念、有赖于士大夫们整合阐发而被认定为“祖宗之制”的。作为今日的研究者，我们与其纠缠于“祖宗之法是什么”，不如致力于分析宋代的历史人物们如何创造着、阐释着“祖宗之法”[57]。
　　宋代的“道理最大”说，正是在开掘阐发“祖宗之法”的整体背景之下被不断赋予新的认识意义。仅就太祖君臣对话的原本含义而言，后世无尽的发挥事实上是一种主动的“误读”，这种刻意为之的“误读”，无疑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北宋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宋儒们，坚持“道理”的超越特性，“道理”是他们由以出发、批评既有政治措置、矫正帝王失误的标准与依据。南宋后期，焦虑于国是却苦觅不得出路的士大夫们，深深困扰于锐利思想武器的欠缺；据称经由太祖认可的“道理最大”说，遂被他们滔滔陈说，以致形成为特定的“话语”套路。

[1]本文在“纪念陈乐素先生百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后，承蒙李锡厚、许怀林、黄宽重等先生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与建议，使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得以有所深入；评议人包伟民教授的提问，亦使笔者深受启发。藉此机会，谨致谢忱。
[2]参见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卷一《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赵普评传》第九章《赵普的政治思想》（北京出版社，1991年）；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导言、馀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3期，页56-64
[3]参见徐规：《沈括事迹编年》，《仰素集》页277，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沈括《续笔谈》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而不见收录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5]《文山文集》卷八《回吉守李寺丞芾》，四部丛刊本。
[6]《宋大诏令集》卷一《帝统一·即位》“太祖即位赦天下制”。
[7]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文物的专史》中，讲到中国史学史中不容忽视的“史官”一职，并且发表自己的感想说，“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他认为“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是中国史学发达的原因之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329-330)。上引臣僚与赵匡胤的对话，反映出当时在一般士大夫心中，认为“史官”是具有“秉笔直书”的独立性的；而从宋代朝政记录的实际情形来看，特别就《圣政》、《宝训》的编纂而言，史官有矫饰当朝政治的倾向。但这种“矫饰”所带来的，并不全是负面效果。从“垂范”的意义上讲，士大夫有意在历史记录中“矫正”前代帝王的行为，有可能是希望给后世帝王留下可供效法的正面楷模。
[8]刘静贞对于赵匡胤与其时代共同致力于扮演皇帝角色，致力于“新天子权威的塑造”等问题，有精彩的论述，见《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第一章《新时代的开国之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4月版。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10]《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
[11]《贞观政要》卷五《忠义第十四》。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条。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十二月甲辰条。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壬子。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条。
[16]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页33，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7]《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以同书卷四“王介甫《临川集》一百三十卷”下引文字校正。
[18]《二程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
[19]该书成书年代不详，但王十朋、曾几、史浩为其所作跋语，皆在绍兴末年。
[2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
[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乾道七年四月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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