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之君，后世所视以为轨范也。[49]
　　惟其如此，有志于天下国家的宋代士大夫们尤其注意于刻划、维护“创业之君”的形象。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魏国忠献王韩琦》目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求质于公，公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公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清识。

这样的取舍润饰其实不是为了太祖本人。“此岂可为万世法”一句，以反诘的方式清楚地揭示出《圣政录》、《宝训》等著述的编纂用意。《圣政录》《宝训》所记录的，是宋朝自太祖以来历代君主的“圣政嘉言皇猷美事”[50]，是供后世帝王直接汲取借鉴的本朝经验；其编纂目的在于“履祖宗之圣迹，以兴太平”[51]，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因应治国需求的“帝王学教材”[52]。
　　赵宋一朝对于《圣政录》《宝训》的纂修不可谓不重视，而李焘在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注文中，却曾多次指出《圣政录》及《宝训》中记载年代、官名、事件不确切的问题，并且概括说：“《宝训》于年月先后，或多不得其实”“《宝训》润文，遂失事实耳”[53]。这类问题的出现，从一侧面表明，《圣政录》和《宝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录，而是重在政治导向的“祖宗嘉言懿行录”；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流布祖宗朝的“盛美之事”[54]，传授治国章法，以垂范后世。“为万世法”，无疑是当时具备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士大夫们追求的目标。在这样正义而神圣的目标之下，拣选祖宗言行、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显然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宋大事记讲义》卷四《真宗皇帝·圣学、经筵》目下的“讲义”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代而上传家之法备而传心之法为尤详，……三代而下传家之法既略，而传心之学不复续。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难，而子孙之成德也亦难。惟本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

这里所谓“家学”，实际上是指赵宋的后世帝王对于本朝祖宗“圣政”“宝训”之类嘉谟要言的学习；而“本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的说法，既提示我们注意宋王朝制度与政策的历史依赖性倾向，也使我们看到“祖宗”的榜样在培养造就新帝王的过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在宋代的政治实践中，诱导造就新帝王的努力与塑造足以“为万世法”的祖宗形象是密不可分的过程。且举元祐年间范祖禹的一番话为例。当范祖禹劝说少年天子哲宗勤于讲读时，他抬出神宗的榜样说：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55]

范祖禹或许称得上是“合理择取”与“通盘塑造”帝王形象的高手。就政治倾向而言，他显然并不赞成凡事一遵神宗成宪，但在向小皇帝进说时，他却有针对性地拣选出“圣学”一个方面，进而跨越一大步，将神宗树立为“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的楷模。这既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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