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太祖皇帝尝问忠献赵普曰：“天下何者最大？”普曰：“道理最大。”上深以为然。所以定天下垂后世者，莫不由之。

从沈括笔下的“上屡称善”到此时的“所以定天下垂后世者，莫不由之”，显然已经从总结祖宗经验的角度上了一个台阶。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在进对中提到赵普与太祖关于“道理最大”的对话，并且说，“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忠。”孝宗肯定说：“固不当任私意。”针对这番对话，纂辑《中兴两朝圣政》的留正等人发挥道：

　　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寿皇圣帝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当任私意。呜呼，尽之矣。[20]

两年之后，孝宗再度提到祖宗时的这一说法：

              上曰：“朕于听言之际，是则从之，非则违之，初无容心其间。”

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当于理之谓也。”

　　上曰：“然。太祖问赵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尝三复斯言，以为祖宗时每事必问道理，夫焉得不治？”

我们又看到“臣留正等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无容心也。是以生育肃杀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间。夫圣人之心亦如是而已。举天下之事，是非利害杂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概以无心处之，方寸湛然，处处洞彻，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当哉！臣知艺祖之心、寿皇之心即天之心也。[21]

留正等人将赵普当年所说“道理”引申到“天心”、“至理”的高度，并且将此意加诸于“艺祖之心”，不知太祖君臣对此会做何感想。若能起赵普于地下，精吏干而“寡学术”的他，在后人阐发的这番有关“道理最大”的“大道理”面前，恐怕要喟叹弗如了。
　　到南宋后期，以“天道”、“天理”为统贯，“道理最大”与“祈天永命”等说，成为当时儒家士大夫揭举以救国运的鲜明旗号。自宁宗后期始，从朱熹、张栻的学生吴猎、曹彦约，再到真德秀、魏了翁、陈贵谊乃至包恢、牟子才、杨文仲等，几乎形成了宣扬“祈天永命”的“话语圈”。
　　真正能够反映其胆魄与识见的，是嘉定三年（1210年）六月，时为秘书郎兼学士院权直的真德秀面对宁宗侃侃而论的一番话：

　　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有天地以来，虽甚无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坏人纪、敢为而弗顾者，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善乎先正刘安世之论曰：公议即天道也。天道未尝一日亡，顾所在何如耳！[22]

从北宋的刘安世到南宋的真德秀等人，视“公议”、“人心”为“天道”的体现，这是“天道”观进步的反映。而在其后南宋晚期的六十年中，“天道”“天理”讲说更盛，与此同时，士大夫胸中的这股浩然之气却日渐销蚀。
　　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真德秀向宁宗进“祈天永命六事”，说是

　　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极治矣，而召公作诰，一则曰祈天永命，二则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盖天命靡常，圣贤所畏，而况今乎！[23]

十二年后，宝庆元年（1225年）六月，真德秀借奏对垂拱殿之机，力劝初即天子之位的宋理宗“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贤臣，结人心，为自立根本”[24]。针对霅川之变，他直截了当地批评理宗“处天伦之变未尽其道”，极论“三纲五常所以扶持天地”的道理，并且劝告皇帝“此既往之咎而臣犹有言者，欲陛下知此一大欠阙，自此益进圣学、益修圣德。”[25]他苦心孤诣地强调说：

　　惟我祖宗继天立极，其于事亲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义。故先朝名臣或以为家法最善，或以为大纲甚正，或以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欤休哉！圣子神孙所当兢兢保持而勿坠也。[26]

绍定二年（1229年），真德秀为陈均所作纲目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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