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为四海亿兆万姓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况有道之世，市议道谤，其可咈哉！天地间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争者，顾惜此耳。[30]

淳祐九年（1249年），吴渊在其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所作之序中称：

　　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

这一说法表述比较平易，而对“道理最大”说的政治估价却相当之高，实际上是视该说为赵宋开国致治的基调了。
　　与褒崇理学的思想氛围相呼应，南宋后期的儒者致力于阐发“道理最大”说中的义理含意。淳祐七年，前兴国军军学教授刘实甫在为《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所作序文中强调说：

　　尝拜观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尧舜之问，稷契之对也。我朝所以理学昌明者，其论已兆于此。而国家延洪之休所以超轶汉唐者，徒恃有此义理耳。舍义理而言治，非知言者也。

他努力开掘这番问答中深奥的义理内涵，认定北宋初年的“道理最大”说为宋朝“理学昌明”之朕兆，并且将“国家延洪之休所以超轶汉唐”的原因归结至此。
　　宝祐元年（1253年），姚勉在其廷对中写道：

　　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惇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31]

姚勉从宋初“道理最大”的对答中紬绎出有宋之“道统”谱系，勾勒出覆盖天下之道学流派。这种搜源探流、由此及彼的功夫确实令人钦佩，而他自己也凭藉这份殿试对策获取为当年状元。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去世后，议谥于朝堂，群臣斟酌再三，最后选定谥曰“理”。据周密说，

　　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32]

掩映于“道理最大”这面旌旗背后的，其实是士大夫们的痛苦与无奈。宋季士风平弱芜浅，理学门徒往往囿于“正心”“诚意”而不能针对时事有确当发明。痛感国势日去，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追求，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局限性暴露无遗。“道理最大”之说三番四复挂于口头，却终究未能寻得治国治世抵御外侮之“道理”[33]。

咸淳四年（1268年）十月，度宗临轩策试进士，试题中先声说一番“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天下虽大，治之在道；四海虽广，治之任心”的道理，继而说

　　惟我艺祖以“何物最大”质之元臣，上接三圣传心之印；洞开诸门，“正如我心”，用肇造区夏，丕式于后之人。朕获承至尊休德，乃念为君之难。[34]

次年初，时任嘉兴知府的文及翁作《传贻书院记》，其中一段，几乎是照搬了数月前的进士策题：

　　有宋受命，肇基立极，艺祖皇帝一日洞开诸门，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识者谓得三圣传心之妙。又一日，问“世间何物最大？”时元臣对以“道理最大”。识者谓开万世理学之原。猗欤盛哉！[35]

从“洞开诸门”说到“三圣传心”，进而推演到帝王之“正心”——这一阐述思路，究其实际，是从南宋大儒朱熹处得来。朱熹本人似乎从未直接提及“道理最大”一说，即便是在他纂辑于孝宗乾道年间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之前集卷一《韩忠献王赵普》目下，虽然肯定赵普“谋虑深长”、“国初大臣鲜能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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