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谓太祖皇帝不为文字言语之学，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与尧舜之心如合符节。此其所以肇造区夏而垂裕无疆也。伏惟陛下远稽前圣，而近以皇祖之训为法，则一心克正而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37]

曾经遊于朱子之门的滕珙，将上引这番话概括为“论太祖正心之法”[38]。而晚宋诸儒进而将“何物最大”与“太祖正心之法”联系起来，甚至将“道理最大”拔高到“开万世理学之原”，则可以说是不大不小的一项发明。
　　把“道理最大”与“正君心”合为一体的认识，影响到后代许多儒生。明人魏校《庄渠遗书》卷二《皇极讲义》中，有这样一段平白通俗的解释：

　　天下惟君最尊，惟道理最大。君不能尽这道理，天下何所宗名？虽至尊，实与凡庶何异？故周公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必须君心略无偏邪，行出来的事事尽善，大中至正，更无以加，与天下做个样子。

这一段话，讲得堂堂正正，气势凛然。不像南宋那般“南渡末流”，尽管忧国忧民，言谈举止却充溢着一派“冗沓腐滥之气”[39]。
　　南宋覆亡前后，“道理最大”的调子还一直在弹。黄应龙上奏，围绕着“道理最大”一说，从太祖到理宗、度宗，拉出一脉“上继尧舜”的道统：

　　自艺祖皇帝开辟宇宙以来，一以“道理最大”为立治之本。陛下熙明之学，亲得理宗皇帝之的传，道统大原，上继尧舜……[40]

咸淳十年（1274年）王义山在为稼村书院所拟秋试策题中，着意梳理出有宋一朝理学发展之脉络，说道： 

　　本朝自“道理最大”之言发于开国之元臣，而吾道之脉有所寄。迨至仁祖，宋兴已七十馀年矣，而斯道之在天下，既衍而昌，既沃而光，日以鸿厖。自天圣五年赐进士《中庸》篇、宝元元年赐进士《大学》篇，而后周程张之学始出。盛哉，仁祖之有功于斯道也！迨至理皇，又从而表章硕大之，而理学又大明于天下……理学一源固得于我祖宗阐明之功……[41]

就是这位王义山，在入元之后，作《宋史类纂》一书，其自序中说：

　　尝谓洙泗而下，理学之粹惟宋朝为盛。自国初“道理最大”之言一发，至仁宗天圣四年赐新进士《大学》篇，于后又与《中庸》间赐，著为式。自是而天下士始知有庸、学。厥后周程诸子出焉，至晦翁而集大成。理学遂大明于天下后世。[42]

对于天圣年间“御赐”《大学》、《中庸》篇的叙述，王义山本人前后并非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他将“道理最大”追溯为“吾道”之源，不妨碍他阐明“理学遂大明于天下后世”的脉络。
　　南宋灭国之后，像王义山、文及翁这样自视为“宋人”、或者至少有“先朝”情结的入元遗民，仍然念念不忘“道理最大”之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文及翁为淳祐十年（1250年）进士第一的方逢辰撰写墓志铭，其铭文曰：

　　猗欤先朝，以儒立国；道理最大，继天立极。於穆理皇，道久化成；观乎人文，理学大明。[43]

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后官至翰林学士的吴澄，在其《无极太极说》中，将“道理”与“太极”联系起来：

　　道者，天地万物之极也。……曰太极者，盖曰此极乃甚大之极。……此天地万物之极，极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太祖问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谓欤？[44]

从各个方面对于“道理最大”予以发挥的例子还有不少[45]。而且，除去士大夫讲义、奏疏、策题、序跋、碑记之外，在南宋后期的制诏命词[46]乃至往来笺启[47]中，也不时出现“道理最大”的说法。君臣之间的一段简单对话被如此高频率地重复，在宋代的历史上恐怕并不多见。

二、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据信出现于北宋初年太祖时期的“道理最大”一说，直至南宋时期才有了日益广泛的传布与流行。伴随着理学骎骎乎日盛的过程，这一说法蕴涵的意义被充分地开掘出来。太祖君臣对话究竟出自什么样的具体背景之下，本已不易考明；而可以确知的是，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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