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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由值得注意。
僧兵的成员并不离开。它的问题也在寺院内部解决。寺院是个封闭的体系、只有很少的僧人；也许仅占百分之二、三的比例脱离寺院体系。这种忠诚好像有几种原因。首先，僧人的威望是显赫的。僧人穿着佛袍，是从虚幻的物质世界中脱离出来的有知人类，并且进入了智慧之道。藏族有句谚语表达了这种想法：
即使我的德行实践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仍然比有学问的但不是僧人的人水平高。这样，等于宣称僧人比任何俗人要高贵。
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从僧侣生活中得到。一个僧人即使从事手工劳动。他的生活也不困难。尤其和乡村的生活比较而言而，僧人对将来没有什么奢望，对食物和金钱，税、干旱和水灾也不重视、因为寺院保证了他们的基本需求。僧人可以得到实物和钱的补贴，其中一部分由寺院出，一部分则从托管基金中获得，这种托管基金是由俗人向一个特定寺院的僧人提供的。这些基本“工资”足够他们很少的物质需求，而且也很容易通过宗教和世俗的方式补充。
有些负面的压力也使僧人留在了寺院。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假如一个僧人准备离开寺院，适合他的机会实在有限 。假如能回家，他也许无法得到与他的其他非僧人兄弟同样的权利。假如他不能回家，他又能到那儿去呢？在藏族社会中、寻找一个新角色的困难是很难克服的，因此成为僧人留在寺院的重要因素。
藏族并不认为僧兵是最坏的僧人。他确实坏，但不属于最坏之列。在藏区僧人常常因他们不留恋财富和世事而受人注目，僧兵尤其以拥有这种很重要的性格而被注意，他们对末来并没有长远的打算。既没想法也不担心，这种漠视也在其它地区流行。僧兵并不负有邪命，他挣钱是为宗教服务的。藏族有一句说明这种漠视的谚语(这种谚语用在其他僧人身的时候要比僧兵的多)：
跌倒，就像一支香那样跌倒；
站起，就像一支香那样站起；
抓我的头，只能得到一把头发；
摸我的屁股，只能得到一手破衣服。
僧兵这种漠视态度的最典型例子是旺堆——近代最引人注目的凶狠的僧兵之一。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拉萨的乞丐，然后在拉萨的小餐馆里吃白食。(我)所有拉萨的访谈者都知道旺堆和他这钟很为特殊的“模范”行为。
藏族社会中最值得骄傲的品性之一便是诚实，给人一种友善、坦诚的感觉。最坏的僧人并不是他的行为有多坏?而是他骨子里的虚伪和邪恶。让我们通过一种叫八面玲珑(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口语)的僧人来简洁地检验一下。他是虚伪的。因为他外表上看起来诚实、虔诚，但在他的脑子里并非这样想。当人们聚会时他会大声赞美，但他给人的印象绝不简单。
发生在藏区东部的一件事证实了藏族对这种类型的僧人的反应。有两个获得格西学位的人结下了很深的矛盾。有一天，其中的一个请他的随从打茶，因为他想说一个“很好”的消息。随从倒希望格西能讲一讲给他曾听过的一些新教义，但格西并没有讲这些，反而告诉随从：他得知一件事，他并不喜欢的那个僧人与一个妇女偷情。随从看到格西竟然对另一个僧人的不检点而幸灾乐祸，便对格西失去了信任。于是他转而反对他的主人，到处说这件事，并解释为什么他的主人这么高兴。那里恰巧有个甘丹寺的活佛呆在这个地区，当有人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说，那个幸灾乐祸的格西甚至比那位确实触犯禁欲戒律的格西还要坏。他继续说，不管外在的表现如何，最终是内心的真实才算数的。因此，对此幸灾乐祸的那位洛西，哪怕他没有犯戒和熟知教义，比那个堕落的格西，在其内心更缺少宗教情感。
在现代，更有一个为藏族所熟知的例子——格西洛桑，一个荣获寺院学经制度中最高的拉然巴学位的蒙古族僧人。洛桑是个怪人，他才华横溢，但他的举止却骇人听闻。他抽烟、嗜好各种类型的赌博。他玩一嘴叨两根香烟的把戏，他喜欢骑马、跳舞、打牌。他说话粗鲁，除非在探讨宗教教义的时候，他几乎从来是不严肃的。他戏弄女孩，不断开色情玩笑，但他从不破色戒。他把任何东西部当作玩弄和嘲笑的对象。1960年，法王达赖喇嘛委任洛桑担当了印度最大的僧人难民营(在博夏)的宗教精神领袖。当然，有了新的职责，洛桑改变了他的行为。但这件事的焦点在于，达赖喇嘛毫不在意洛桑的外在表现，而是依据人的内在价值作出判断的。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才是真实的，这种两分法对理解藏族社会特别是僧兵是十分重要的。
“僧兵”这个专名的运用恰当而清楚地表明了俗人甚至僧人对僧兵的态度。当一个俗人被认为像一个僧兵时，它只不过指他是一个对别人真诚和坦率的人，他直言不讳，但并没有超过或伤害他人的意思。他粗鲁却简单，这没有贬抑他的感觉、对女性来说，这也是一样的，除非另有“顽皮姑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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