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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样一幅面：不仅仅从小教义和小团体的观点来看僧人中的异常类型，而且也从大教义来看。所谓的“大教义和大团体”是指佛教经籍(甘珠尔、丹珠尔等)、研究佛教典籍的学者和思辩者和很少一部分的世俗学者。其余所有的人我都把他划入小教义中。主要的目的是想观察从“大教义”的历史或理论模式中分离出来的藏族社会的一个方面。站在“大教义”的立场上看，分析僧兵及社会中其它任何元素都无助于理解“小教义和“小团体”社会的真实性。描绘文化的程度——例如低级的萨满教相动物崇拜，印度教，乃至佛教的不同教义——就是为了，显示“普通”藏族并没有显出的区别。尽管“大教义”的价值和“小教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并不一样(在僧兵问题上即很明显)，对理解小团体的文化也是不必要的。根据小团体的价值观，僧兵现象，即不坏也不好，仅仅是唯一的。
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我想指出僧兵作为一个群体有其预期的作用。它是一个寺院吸收异常人并在寺院里给他一个合适角色的途径，这是一个介于寺院和一般藏族社会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寺院首领把潜在的敌对成员演化成建设性成员，潜藏的反寺院因素化为完全的维护寺院的因素。另外，寺院最终将这些“异常人”带回到正常僧人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一个事实便是没有一个僧兵超过40岁)；不管僧兵的行为是多么的与社会对抗、不自然、但从来没有一个僧兵与单个寺院或整个寺院体制作对过，这意义深远。事实上。僧兵从来没有出现在反寺院运动中，藏族的寺院体制包容了一种拥有感人效验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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