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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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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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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所宣称的祖宗之法，关键迥然不同。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为核心的赵宋祖宗之法，戒惕高级官僚中集团势力的形成，要求充分贯彻互相制约、互相维系的原则；而且，北宋建国八十年後的庆历年间，朝廷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范、韩、富、杜、欧阳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现状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朝廷主导意识中已经趋于神圣化、僵滞化的祖宗之法。
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推行的新法，更由于贯彻其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而遭到强烈阻力与严厉批评。朝野辩争的重点，在于是否应该谨守祖宗之成法。“祖宗之法”是传统派论辩中所执持的主要思想武器，而他们所阐释的
“祖宗之法”之内涵，多局限于诸般具体施设、成规定制。
实际上，“以社稷为忧”的王安石，在力图突破“祖宗成宪”诸多束缚的同时，对于“事为之防”的原则精神，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早在嘉祐六年（1061年），在其奏疏《论舍人院条制》中，他就说过：
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利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 [73]
但他心目中的防微杜渐，并不限止于关注“小失”“小善”，其方式亦不满足于微调。在《上田正言书》中，他说：
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释翳者盖数十年，近世无有也。所当设张之具，犹若阙然。…… [74]
在《上时政书》中，他说：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75]
神宗即位後，思虑“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熙宁元年
（1068年）四月，针对皇帝的发问，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中总结道：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他指出前代帝王（所谓“累圣”）“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 [76]
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所遭之变”及“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77] 的严重问题。
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刘安世在讲到熙宁变法的初始原因时曾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
熙宁变法大约百年之後，理学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学生们批评历代承袭之弊，
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馀，欲振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78]
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宁新法的政治派别中间，对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缓萎靡”“苟且废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王安石从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确曾表明自己的立场说：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79]
他也曾经批评过吴申“谨奉祖宗成宪”的意见：
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80]
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在这一层面上，较之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 [81]、“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 [82]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83]的主张，王安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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