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于夏王朝始年的一些思考 |
 |
时间：2009-7-24 13:56:53 来源：不详
|
|
|
于先秦文献，又无可靠根据，难以凭信。
496年说出于《古本竹书纪年》，可信度理应较大，但其明言29王，则与已为地下出土甲骨文证实的商有30王（含汤子大丁为31王）相矛盾。况且，同样据《古本竹书纪年》商后期8代273年与商前期9代仅有223年（496年减去273年）亦太过悬殊，其真实性自然很可怀疑。
《鬻子》在《汉书·艺文志》虽列为小说家类，但比较起来，其所记之576年则很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这不仅是因为有《孟子·尽心下》之“五百有余岁”的支持，而且576年除以17世所得的每世平均年数也与取夏积年471年除以14世所得之平均年数及商后期273年除以8世所得之平均年数相接近。
研究商年的学者，多倾向认为商积年在550年左右较为合理。陈梦家先生在《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怀疑“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中之“汤灭夏以至于受”很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他认为《纪年》的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而“自汤数至文丁是二十九王，没有帝乙、帝辛。”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商末三王年代的推定，帝乙约26年，帝辛约30年。果如此，则商代总积年约为496年加上56年所得之552年，这与《鬻子》之576年相差只有24年。
如取夏积年471年，加商积年之576年或552年，可求得夏商总年数约为1047年或1023年。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之最佳方案，由此可得夏王朝之始年为1046（年）加1047（年）之前2093年或1046（年）加1023（年）之前2069年。
以上两个结果主要是从有关文献记载的研究推出，究竟是否合理，何者更接近历史之真实年代，可以通过与有关碳十四测定数据的整合加以检验。
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测有如下数据：
王城岗二期之告西T157奠基坑6为：2124－2088BC；
王城岗二期之告西T179奠基坑8为：2123－2087BC；
王城岗三期之告西T31H92为：2092－2044BC；
王城岗三期之告西T179H470为：2086－2044BC；
将主要依据文献研究推定的结果和碳十四测定的结果相对照，前2093落在王城岗二期年代范围之内，前2069年则落在王城岗三期年代范围之内。二期王城岗古城开始建造，三期是其主要使用时期，三期以后，古城就废弃不用了。我赞同安金槐先生有关王城岗古城可能是文献中的“禹都阳城”的阳城遗址的意见，如以王城岗古城的始建作为夏王朝建立的界标，那么，取商积年576年，夏积年471年，由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046年）前推所得之公元前2093年则可作为夏王朝的始年。如按我曾推测的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那么取商积年552年，夏积年471年，由武王伐纣之内前推所得之2069年则可作为夏王朝的始年。
从文献研究推定的结果和碳十四测定的有关数据的整合可以看出，两者较比接近，表明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学上的推定并非毫无根据。夏王朝的建立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应该是可信的。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前2093年和前2069年两个结果中再作出进一步的选择。
推求夏王朝的始年，与夏商的分界之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对前面的推定再做一次检验。
根据文献学研究结果，以武王伐纣之年在前1046年为基点，取商积年为576年，则夏商分界在前1622年；取商积年552年，则夏商分界在前1598年。
考古学上，多数学者已经认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二者的始建均可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北京大学加速器测年对两座商城采集的标本有如下的测定数据：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之C1H9：25（卜骨）为：1616－1546BC；
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之98T232夯土VII（木炭）为：1618－1537BC；
偃师商城一期二段之98YSJ1D2T1009G3（木炭）为：1621－1524BC；
应该说这三个数据是基本一致的。如以此与依据文献记载推出的夏商分界的两个结果即前1622和前1598年相校，显然它更支持取武王伐纣前1046年、取商积年552年推得的夏商分界之年前1598年。1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