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衚衕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甚至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即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知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过投顺得稍为早一点罢了。大顺政权后期一个明显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对全国形势有真知灼见，能够统筹全局，提出恰当的战略方针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却要高明得多，它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这样一批“引路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材，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在北京投降过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僚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规定了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于起义农民的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却没有注意发挥降官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三、接管地方
鉴于明王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大顺军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地任命了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权，把这些地区置于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当时派遣官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军过程中，由统兵大将直接从随营文士中或当地降官、知识分子中选充；另一种是在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由吏政府从明廷投降官僚和科举取士中选派。大顺军在北京期间，任命的地方官相当多，山东全境几乎都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江苏北部也派设了官员。刘尚友在《北还纪变》诗中说：“正拟次第举，设官遐迩均。”下注大顺政权“设官东至淮，西至蜀。”连同襄阳、西安时期任命的地方官员一起，作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样广阔的地区内建立起从属于农民革命的政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大顺军在山西、河北、山东以及豫东、苏北建立的地方政权，为时虽然短暂，却不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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