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茶，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梁兆阳向上打躬，自成也举手作揖回礼。随即任梁为兵政府侍郎。被召见的还有已委任为礼政府侍郎的杨观光，李自成向他询问了郊天典礼的有关事项，杨观光一一作了解答。自成颇为欣赏，在谈话结束时说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把杨送到屋檐下才告别而还。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礼贤下士，赋诗寄慨云：“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麈。”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族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于倒退、停滞和发展缓慢地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此外，大顺军入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的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