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荡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即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八、打击太监和厂卫

　　大顺军的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监的开门迎降是有关系的。李自成进入京城时，太监王德化领着内官三百余名排班迎接。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权势作威作福的家伙，现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围了。太监杜勋奉李自成之命在进京谈判时，曾私下对他的同伙说：“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一钱不得随身，都人大快之。”有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在设置官职时规定：“太监不得过千人”。这同时朝末年内官数万相比，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明中期以来飞扬跋扈的宦官集团是个沉重打击。但是，它也说明，李自成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已经在逐步继承封建帝王的遗产。

　　对于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大顺政权断然地予以废除，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这件事深得人心，连当时一个敌视大顺政权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赞扬的口气说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

　　大顺政权对那些世袭的所谓开国功臣、靖难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给以摧毁性的打击。三月二十二日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押解勋卫武职官员二百多人斩于平则门外。

　　九、召见明降官、耆老

　　山海关战役前，李自成承担的军国重务虽然很多，但还是抽空亲自接见明降官和京师城郊耆老，借以联络感情，了解民间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华殿召见明中允梁兆阳，梁叩头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自成回答道：“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梁又叩头说：“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晋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兴，留坐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