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专制观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

    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先看以下几则材料。

    据王定安《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罗敦融《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

    不过，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天平天国文献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诏有关内容的记载，因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是“不符合事实，不可靠的”。据此，亦有韦昌辉伪造天王密诏一说。

    其实，有关“天京之变”的真相，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为，虽然“天王密诏”内容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高级领导人留下的材料中，没有相应的记录，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为既然是密诏，无疑属于最核心机密，对外也无必要正式宣布。同样，韦昌辉奉有密诏，当然以秘密回京，发动突袭为宜。

    我们再具体地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是若洪秀全无诛杨密诏，恐怕韦昌辉也无此胆量。切记，当韦昌辉率部闯入东王府之时，乃是“理直气壮”地“大呼奉诏讨贼”。再则，如无天王密诏，洪秀全为何始终未出来澄清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后洪秀全曾遣人谕韦昌辉曰：“我本无杀渠意。”看来，洪秀全的确给韦昌辉下达过密诏。
    二是韦昌辉既然是奉天王密诏勤王，不诛杀杨秀清，又何来勤王之举？因为从历史上看，历代发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为代价。
    三是尽管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但他对于所谓“矫诏”大罪则闭口不提。
    四是对“天京之变”发生的前兆或曰蛛丝马迹，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