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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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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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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人文精神。
当耶稣会士把西学和基督教一同交给中国时，明代士大夫“欲求超胜”的信念,“必先会通”的科学态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此前士大夫宗教观的成熟。正是这种成熟，使得他们得以明辨表里，中国没有走进基督的世界，相反地，已经萌生的中国近代文明在西学的推动下继续向前发展着。
结 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意识，尤其是盲从的心态，于近代文明的萌生是十分不利的，而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上图所示，商品经济的发展（①），引起了士大夫固有宗教观的松解（②），并进而影响到官方宗教政策和民间宗教意识，神的地位逐渐下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日益加强，从而提供了西学传入的契机。（③），中国的近代文明首先是内生的。西学的传入，又推动了近代文明前进的步伐，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灵光渐隐，曙光初现。
“东西”之争，“古今”之争，贯穿于五四以后的中国学界。这种争论究竟意义何在？这里，笔者引用王岳川先生的话以为本文的结语：
“今天，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寻绎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
“文化无国界。东方深厚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人类的明天仍有滋养作用。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籍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 [参考书目]
[1]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九《京师重建贡院记》。
[2]《论衡·初禀篇》。
[3][4]《论衡·治期篇》。
[5]《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6]参见张志刚著《宗教学是什么》，第23,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7]同上书，137页。乌西诺认为，人类神祗观的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瞬间神”(momentary gods)“功能神”(functional gods)和“人格神”(personal gods)。
[8]参见《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刊《学习时报》，2002年6月19日；[法]佩蒂特《停滞的帝国》（汉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版。
[9][10]参见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殒落》，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11]《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甲子。
[12]《明太祖实录》卷二三零，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末附。
[13]《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
[14]《万历兖州府志》（二十四年本）卷四《风土志》。
[15]《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16]薜尚质《常熟水论·杂论十条》第三款《致夫》，转引自朱绍侯等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7]参见朱绍侯等编《中国古代史》（下），第265页。
[18]《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19]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20] [36]文中关于《金瓶梅》的引文，均转引自《金瓶梅与晚明文化——金瓶梅作为“笑”书的文化考察》，尹恭弘著，华文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21][22][23]《传习录》。
[24]《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25][30]《续焚书》卷一《别刘肖甫》。
[26]李贽《王阳明先生道学钞》附《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
[27]《焚书》卷三《童心说》。
[28]《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29]《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31]《王心斋别传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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