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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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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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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支持。这种需要，使得西学不至于被视为奇技淫巧或洪水猛兽，而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欢呼。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由于明代的中国已经在事实上达到了农耕文明的鼎盛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主体意识的觉醒，明代士大夫因而获得了足够的自信，能够以包容的、开放的、兼收并蓄的心态，客观地看待西学的传入。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在南京太仆寺少卿任上写的《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说：
“状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慕名而来，读书谈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在京士绅，多与讲论。……其书非特历术，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珠算，举笔便成；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钟琴笙管，皆别有一种机巧；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如蒙俯从末议，敢下礼部亟开馆局，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泽，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引起李之藻关注的西学，首先是要“有益世用”，推广的目的不是照搬西学本身，而是要“鼓吹休明观文成化”；其二，正如李宝臣先生指出的：“这位本土文化陶冶成的士大夫经典娴熟，西学畅晓，如此的远见卓识是令人钦佩”，“表明的心态相当平静自信，胸怀博大，而且具有兼容并蓄的实用精神。”[69]前文已经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统治经验日益丰富的封建地主阶级，牢固地控制着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没有已经萌生近代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士大夫的倡导，没有中国社会内发的需要，西学的传入是不可想象的。
（二）“西学”本身的定位。把西学东渐视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开端，其理论前提是将西学与近代文明或“新学”等量齐观。但是，西学本身也有新旧之分。严复指出，在元明以前，西方“新学未出”，人们崇拜“雅里氏”（今译亚里士多德），这时的“西学”还属于“旧学”的范畴。明中叶以后，“柏庚（今译培根）起于英，特嘉尔（今译笛卡尔）起于法，奈端（今译牛顿）、嘉里列倭（今译伽利略）继起，新学方兴，而古学之失日著。”[70]而耶稣会士为中国带来的“西学”，显然是属于严复所称的“古学”、“旧学”。他们未能将属于近代科学成就的西方科技成果介绍到中国， 也未向中国人展示近代西方思维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朱载堉、宋应星、徐光启等已经采用的）。
因此，笔者以为，对于西学在中国近代文明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充分肯定西学为中国所提供的自然科学技术对文明的促进和对国人视野的开拓，但西学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就中国士人对西学和基督教的态度，可以看出明代宗教意识自身的演变使得明代士大夫已经能够以理智和清醒的态度对待耶稣会士的活动了。
毫无疑问，耶稣会士的初衷是在科学的外衣下传播基督教，而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在已经萌生的近代文明的促使下，恰恰主要地接受了科学的外衣，从而使西学在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他的研究中指出“17世纪初士大夫中的皈依者，全都是为传教士们的自然科学讲授所吸引的。”[71]就连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支柱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钧也不例外。徐光启屡次强调“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原则，实际上反映了明季西学派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和引进西学的目的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向往和宣传西方科技成果的同时，部分学者还对耶稣会士传播西方文化的目的有着本质的认识：“使人识事真主，轻世界而重天堂。”[72]黄宗羲明确指出：“为天主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证其事，实则以人当鬼之，并上帝而抹杀之矣。”[73]充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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