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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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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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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农产品得以被更多地投入市场。山东西部东昌府出产的棉花，“商人贸于四方”；[13]兖州府郓城县的棉花，“贾人转鬻江南”。[14]另一方面，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也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顾炎武记载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15]正是当时情况的写照。
适应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专以生产农产品获利为目的的经营地主出现了。李翊《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常熟地主谭晓，购买抛荒地，雇佣衣食无着者，经营渔业、养殖业、种植果树、蔬菜等，全部投入市场，获利甚丰。嘉靖年间，江南地区充当雇工的人“一里或二十名，或二十五名”，[16]已是为数不少。经营地主的剥削手段已有所改变，雇工与雇主之间已摆脱了依附关系而建立起单纯的经济关系。这说明经营地主的活动已具有近代生产的特色，农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
其次，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且手工业中的经济关系较前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手工业的封建束缚得到松弛，二是民营手工业逐渐取代官营手工业而居于主导地位。
明代工匠基本上分住坐（地方工匠）和轮班（在京工匠）两种。永乐年间规定，无论是住坐还是轮班在服役期之外均可“自由趁作”，表明人身依附关系已开始松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嘉靖年间更进一步规定班匠一律纳“匠班银”代役。
随着生产的发展，从明中叶起，民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并逐渐超越官营手工业。如景德镇的民窑窑身比官窑窑身大三四倍，有时一次烧柴竟达400余担。[17]明代手工业中的主要行业织造业中的民营成分大为增加，江南地区还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18]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官方原本控制较严的盐业、矿冶、采珠、伐木等行业也相继出现了私营现象，并且显现了近代生产关系的萌芽。
最后，商业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丰富使得“商人里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传统的行商坐贾、买贱卖贵的经营方式改变，商人的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产、销的中介。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19]的记载，充分反映了手工业生产对商人的依赖。富商巨贾结成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如徽商、晋商、闽商等），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商业资本支配生产，为自然经济的松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综上，农耕文明的鼎盛和由它所导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明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深刻的变革。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既已遭受挑战，一股强劲的活力也被注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士大夫宗教观发生了与前代不同的变化。
（二）明代士大夫宗教观的变化
表现之一：对待传统宗教的态度，由历史上士人的敬而远之式的盲从与沉默一变而为公开的嘲讽和不信任。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教日益世俗化，宗教世界朦胧的神圣感逐渐消隐，黑暗与腐朽的一面凸现出来。佛教方面，明代僧人湛然圆澄著《慨古录》对当时僧风的腐败和僧人队伍的庞杂性感慨万端：“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逃脱而为僧者；或为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这样的僧尼“一生之事已毕，意不知五蕴、六尘、四禅、八解为何语。”至于道教中日益世俗化的道徒混迹于市井，以炼丹求仙、点石成金的骗术来攫取财富的劣迹，亦为明代的许多笔记与小说所记载。
但是，宗教在法律上毕竟仍得到统治者的保护与尊崇（下文将会论及，这种尊崇与前代有质的区别），因而，在明代严密的文网之下，士大夫难以通过系统化理论化的著述对宗教进行抨击和批判，为我们探究士大夫宗教观带来了一定困难。尽管如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它所促进的市民文学的繁荣，使我们可以借助明代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来了解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表达他们对传统宗教的嘲讽和不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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