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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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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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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5]的一脉相承的“道统”，来反对由释迦牟尼一直传到弘忍和慧能的祖统。这些例证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以另一种感性和外在之物去反对宗教和信仰这一同样的感性和外在之物。他们无法做到反求诸己，他们反对宗教和信仰的理由是非科学、非理性的，而理性的复苏却恰恰是思想近代化的先声。
（三）士大夫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影响到民众，使民众盲目地信奉着众多神祗。英国人类学家和古典学者弗雷泽（Sir James G. Frazer）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巫术早于宗教。他指出：与巫术相比，宗教显然是以更高一级的心智和概念为基础的。[6]在文明之初，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蒙昧无知，信仰就显得非常纷繁芜杂。生存的艰难使得民众不得不小心每一种可能的灾异，真诚的欢呼每一种可能的吉兆，于是巫术盛行。而宗教的产生则是对巫术的一种整合，它使人们的信仰减少了许多盲从的成份。
以此来对照中国思想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知识与信仰体系缺乏这种有效的整合。国人随时间的推移接纳了许许多多新的神灵，信仰的对象日益丰富，信仰的目的是纯粹的——根据宗教学家乌西诺( Usener )的观点，属于人类神祗观的“功能神”( functional gods )阶段。[7]所以，在明以前，我们很少发现宗教与民众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例证，也很难找到敢于调侃僧道的记录（这样的例证和记录在明代大量出现了）。
综上，我们用《汉书·仲长统传》中“跼高天，嵴厚地”之语来追述明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意识，是要说明，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所谓国人宽容、散漫的宗教——文化意识，应该认为是在社会表层宽容、散漫的宗教气氛之下，掩盖着真诚而盲目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局促于信仰的圈子中。不打破信仰的盲从，皈依于人类的理性，则原有的思想体系无法松解，中国近代文明也就难以萌芽。
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至明代，终于开始了对传统宗教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反思与背叛。 二、“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明代宗教意识透视
前文用大量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社会宗教观中普遍存在的盲从心态及其对近代文明萌生所起的不利影响。至明代，社会宗教意识发生了剧变，而这种剧变的根源蕴含于社会经济领域之中。
（一）明代宗教观剧变的根源——农耕文明的鼎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至十八世纪，中国已经“停滞”，已至“日落时分”。[8]这种观点以欧洲为参照物，认为中国未能赶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潮流，便是步入了“衰世”。
但是，近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同时，与欧洲的飞跃式发展相对应的，并不一定就是停滞或倒退。中国的社会经济仍然在发展着（只是这种发展相对于同时代的欧洲稍见迟缓），并且创造了中国农耕文明的鼎盛时期。[9]商品经济亦有较大发展，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了强烈冲击。
明代农耕文明的鼎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明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全面高涨。宋应星《天工开物》广泛涉及30种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10]明太祖建国后，总结元亡教训，提出了“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11]的思想，竭力主张发展农业生产，“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给民以“实惠”。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屯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工程、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引进外国新的农作物品种等，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到洪武二十六年，“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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