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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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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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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他们群起反对以神性和权威为中心的价值观，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继续重视人或“人心”的本体地位，二是注重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克服王学脱离现实的流弊。
李贽的学说在发扬“心本体论”，以人心做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方面达到了顶峰。这首先来源于他对迷信权威的反对：“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于人者也。凡大人见识力量与众不同者，皆从庇人而生，若徒庇于人，则终身无有见识之日矣。”[25]正是这种不甘“庇于人”的独立人格，使他大胆地举起了“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26]的大旗，提出“童心论”做为他的价值法则：“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27]在他的思想中，一切外在的权威，无论是佛法还是道学，都不足以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而是“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28]，并据此指责残害何心隐的耿定向为“好以佛法害人”[29]。这种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法则在当时社会的力量，正如李贽自己在70岁时回忆的那样：“（我）身上无半文钱钞，身边无半个亲随，而敢遨游寓万里之外哉！盖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不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30]
除继续肯定个人做为价值主体的地位以外，王阳明之后的学者们还强调要将这种新的价值法则与社会结合，从而从根本上区分独立的“心性”与被动的“禅性”，使之能为现实社会所用。高倡人自然之性的王艮，在其师王阳明要求他“君子思不出其位”（语出《论语·宪问》）时答道：“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31]唐甄也指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32]由此可见，晚明思想家是站在人而非神的立场上，站在自己而非他人的立场上，判断自我和社会，并希望以这种法则来改造社会。
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反抗，是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与西欧思想界共同的潮流。由于人做为价值主体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人的欲望也就突破了宗教法则的限制，被肯定乃至于讴歌。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显示出金钱巨大的魔力：“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叭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钱。”[33]人的“好货”之情不但得到了肯定，且经商、崇商成了一时之风，清静无为的教条已被弃之如敝履——“大隐在朝市，何必避世喧。”
前文已经指出，这个时期的宗教徒已日益财色化，但他们仍要以因果报应的学说和种种戒律来“警醒”世人，势必引起世俗社会的极大反感。和《十日谈》将矛头指向教士和修女一样，《金瓶梅》、“三言二拍”、《笑府》等作品嘲讽最甚的，恰是那些标榜清心寡欲的佛徒僧众。与此相呼应，大量歌颂宗教所反对的人的“好色”之情的言论和作品出现了。李贽欣赏新寡的卓文君自己做主与司马相如结婚是“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34]；冯梦龙极力鼓吹“唯情论”，宣扬“人间最切是真情”。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唱响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挚情之歌。不受宗教禁欲主义束缚的士大夫，也为市井文学的这种倾向摇旗呐喊，当时的部分守旧者就指出“风俗之弊，原于士子”。[35]
值得一提的是，做为对禁欲主义的极端反叛，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性文学作品，如前面提到的《金瓶梅》以及《肉蒲团》、《绣榻野史》等，其中充满了对肉欲的赤裸裸的描写、对色情场面的大肆铺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明代士人对人欲的肯定走向了纵欲的极端，或者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非理性化的。时人在为《金瓶梅》作序时就指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36]这里的最高境界是“怜悯心”，是对纵欲受害者的怜悯。士人们本身虽提倡人性的解放，但对极端纵欲则表现了明显的反感。他们自己的行为也是非常严谨的。尽管道学家们诬蔑李贽“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37]但事实上李贽的人品是非常高尚的。他自称“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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