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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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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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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随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农民对商品交换的依赖性逐渐增强。由于前代尚未形成固定的大规模的集市，明代乡村自然就把已有固定化宗教活动的庵观寺庙做为市集的所在。清人柴桑曾记述民间“交易于市者南方谓之赶会，京师则谓之赶庙。”反映出到清代，民间已完全把庙会等同于商业集市。赵世瑜先生在他对于华北庙会的研究中发现，这一时期，庙会在乡村小镇具有浓厚的商业贸易色彩，如吴桥县城西关的白衣庙会自“正月杪起至三月十一日止，客商云集，百货齐备。”《张北县志》则更是强调了商业性庙市的意义：“此时将届秋令，收获禾稼一切农具购买困难，借此会期，内地商贩运来出售，远近农民均来争购。此便于农民者，一也；各乡农民该外外该债务，结帐还债，远隔一方，殊形不易，大多数规定会期彼此接头，清结一切，无异他处标期。此便于整理经济者，二也。农民嫁娶，对于首饰、衣服、妆奁等件，购买困难，借此会期，领女携男，亲自到会购买，自由挑拣，心满意足。此便于婚嫁事者，三也；母女、姐妹出嫁后，晤面谈心实属匪易，况系农家，终年劳碌，省亲看女，探亲访友，既无睱晷，亦无机会，借此会期，不约而同，均可会面，各叙衷曲。此便于会亲者，四也；至口内商贩，届时争先恐后，云集会场，买卖牲畜，而各乡农民所畜牛、马、猪、羊、鸡、蛋等项，均可出售。借此活动生活费者，五也。”[65]
这一总结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二、五条均反映出庙会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意义，说明此时的宗教活动已具有明显的经济功能。正如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考察江南城隍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江南农村在明代后期经历了商业化、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变动，商品经济渗透到农村的各阶层，而城隍庙的产生，可以理解为江南农村在宗教上对这种变动所作的反应。即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现象的‘镇城隍庙’的出现，其实可看作经济史的一个过程。”[66]其次，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庙会上女性的活动也增加了，上述五条记载中的三、四两条反映了这一点。此外，如滦县庙会“妇女游观者俱以舟，钗光衫影，滉漾水中。”[67]的记载，更是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新的文化因素萌动的佐证。
宗教活动的文化娱乐功能更是表现的十分突出。清人吴震方记明代广东佛山的真武庙醮会时说：“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竟出珠玉珍宝，装饰孩童，置之彩舆，高二丈，陆离炫目，火纸爆俱以绘采装饰，四人括之，声彻远近，中藏小爆数百，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68]足见这种由道士主持的祭祀神祗的仪式，已经成为百姓文化娱乐的主要场所，导致百姓“举国若狂”的与宗教活动本身没有丝毫干系，而是因为“陆离炫目”的文化表演。甚至有人修建或重建庙宇，首先都不是为了拜神。《三河县新志》载《重修麻林山庙碑记》云：“余先人非佞佛者也。曷为建此？从俗也，从众请也。乡人终岁勤苦，不获休息，遇庙场为酒食，召宾朋熙熙而来，攘攘以往，其犹是春秋两社遗意也乎。……余乡附近无庙宇，乡人因以建庙请。”
由此可见，明代以降，宗教已经更多地从精神信仰的载体演变为社会生活的调节剂，人取代神，经济文化生活取代求神祈福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
综上所述，明代无论是士大夫宗教观的变化，还是由之而引发的官方宗教政策的调整和民间宗教意识的演变，都鲜明地表现出社会的视角由注意神而转向注意人，由关注神秘的宗教和命数转而关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开始松解，这种松解，既显现了中国启蒙文化自身的光辉，也为明中后期西学的传入创造了契机。 三、“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西学的传入及其在中国近代文明萌生过程中的地位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已经出现了松解，明代中后期“西学”得以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文明的萌生起了一定影响。笔者以为，在评价西学东渐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西学传入的背景，西学本身的定位和中国士人对西学及基督教（这是两个有着本质差异的概念）的态度。
(一)就西学传入的背景而言，已经萌生的中国近代文明是西学东渐的先决条件。
我们说西学的传入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自己的发展，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国自身经济的进步和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型，使明代生产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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