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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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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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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虽取材于宋，但向来被学者认为是研究明代尤其是晚明世风的重要资料。作者在书中描写许多佛徒与道士的活动，嘲讽之情溢于笔端，深刻揭示了晚明佛教文化的财色化和道教文化的欺骗性、腐败性。书中的道教斋醮活动，被认为是道士借以敛财谋利的工具；潘金莲为武大郎“念佛烧灵”时，众僧丑态百出，作者就此评论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便是‘色中饿鬼’。”（这些看法基本上来自《水浒传》，亦可为明初文人对佛教徒嘲讽态度之证。）借潘金莲之口，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佛教的调侃：“金莲说道：‘我听得说，你住的观音寺背后就是玄妙观。常言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没事也有事。’这样的佛教徒所进行的宗教仪式，在士人的眼里已经完全失去了神圣宗教的应有之义，所以作者评论说：“淫妇烧灵志不平，和尚窃壁听淫声。果然佛道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更为深刻的是，作者对这种虚伪性的批判，没有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上，而是显得十分理性化：“琳宫梵刹事因何？道即天尊释即佛。广栽花草虚情意，待客迎宾假做作。”
明代的其它作品如“三言二拍”中，也同样反映了作者对佛道的不信任乃至于愤慨。在这些作品中，庵观寺院往往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道士成为装神弄鬼的代名词，而最后发现并惩治这些淫僧恶道的，往往是正直的官员和士子。这就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共识。正如《金瓶梅》的作者一再感慨的那样：“此辈若能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20]对于士人们而言，极乐世界和洞天福地已经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了。
表现之二：“人性”对“神性”的反动——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
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晚明士大夫宗教观变化的直接反映，包括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构建和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反抗。
与传统宗教的客观唯心主义相对立，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发其端而又最具影响力的是王阳明的心学。
针对宗教、信仰将世界的本体归结于外在的力量，王阳明从心的本体地位导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主张人心即是宇宙的本体，所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祖也。”[21]“至善者，心之本体，哪有不善。”[22]从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本体论出发，提出了“致良知”的认识论方法，认为“良知”就是是非之心，存在于人之本体，无待于外求。同时，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点，这较之彻底的先验论是一种进步。
心学极大地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张扬了人性，否认用外在的规范来管辖人心、禁锢人欲，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宗教的色彩。王阳明批评“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23]牟宗三先生评价王学“因其真诚恻怛而有道德的内容，此即阳明所以终属儒家而不同于佛老者。”当然，由于只是草创，心学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以至于它的部分末流及于疏狂，“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24]
王阳明的哲学成为晚明思想界裂变的开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中张扬人性的一面，为其后的思想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脱离社会实际的一面则引发了王门后学的批判思潮，将良知与社会现实政治相结合，极力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对神性的反动。
各种宗教在价值观上的共性，就是它们都以神为价值判断的主体。佛教把人的现实生活描绘成无边的苦海，号召人们通过修行以达彼岸的极乐世界，在一开始就创设了一个出世的理论前提；道教虽然把它的洞天福地和现实中的秀美山川联系起来，但也标榜自己是超凡脱俗的——总之，“俗人”在它们的价值体系中没有应得的地位，他们是以“佛”和“仙”的身份来品评众生，拯救众生的。与此不同，思想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构建：个人不仅是家族、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具有独立意识和健全人格的自我，是价值判断的主体而非等待品评的客体，是社会价值法则的创设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改变自我的途径在于自救而非他救。
商品经济不仅带来了世风的变化，也带来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由于商业资本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增加了更多的变数，一切均处在变化与流动之中。在民间，它首先冲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贵义贱利之风，形成以金钱为中心的价值观；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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