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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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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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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注意到信仰的泛滥可能给社会统治带来的危害。
其次，改革后的神灵系统也反映出现实政治的特征。以明代城隍制度为例：洪武二年，“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与朱明王朝的建立有密切关系的京师（南京应天府）城隍神被封为“承天鉴国司民昇福明灵王”，北京开封府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显灵王”，临濠府（今安徽凤阳）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贞佑王”，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英烈王”，和州（今安徽和县）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灵护王”，滁州（今安徽滁州）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灵佑王。”除应天府外，五州府城隍均授予正一品官秩。除此而外，凡府城隍均封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正二品；凡州城隍均封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正三品；凡县城隍均封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正四品。[53]这一套王公侯伯的冥界神灵系统，不但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序，而且考虑到本朝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完全是现实政治的缩影。这种特征发展到后来更加明显，甚至连细节亦如是：洪武六年，诏定天下府州县城隍庙制要求：“其制，高广各视官署厅堂，其几案皆同，置神主于坐。”[54]到明代晚期，根据现实官制的变动，还出现了漕运都城隍，织造都城隍等[55]。这种完全处于官方支配下的神灵系统，很难说明代统治者对其有几分真正的尊奉。设置这套系统的目的，无非是证明“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明王朝的统治在幽明两界都是合理的罢了。
在对过去杂乱无章的信仰进行整理以适应统治需要的同时，对于已经形成系统理论、影响广泛的佛教和道教，明代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限制它们的发展，朱元璋谈到对道教追求“长生久视”的看法时说：“始皇帝等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率无所得。使移心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使民安田里，足衣食……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 [56]做为最高统治者，他眼中的“神仙”和“长生不死”是毫无虚幻色彩、完全现实的东西。从这种理念出发，他除去了张天师的“正一教主天师”称号，改为“真人”，理由是“至尊惟天，岂师有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在朱元璋的眼中，“天”不再是虚无的信仰，而是他自己的化身，“天师”的存在，也就是不可容忍的了。他的“禁祀淫祠”，不仅以行政级别确定祭祀对象，而且禁止僧道与祭。[57]同时，明王朝还将原属“方外”的僧道纳入世俗管辖的范畴。明律规定，凡僧、尼、道士、女冠虽然出家，但仍必须和常人一样拜父母，祭祀祖先，亲属丧服等第都和普通人相同，否则要杖一百并强制还俗。[58]
针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混乱状态，明朝官方通过世俗伦理，加强乡村教化，统一民众思想，引导民众的信仰和崇拜从以鬼神为中心转到以帝王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禁祀“淫祠”的方针得到了很好地执行。弘治二年，广东顺德知县吴廷举详列“禁淫祠条约”，以官方承认的祭典取代民间“异端”信仰，共毁“淫祠”二百二十五所，改作乡学、乡社、乡厉（乡村祭坛），教化乡民。[59]嘉靖元年，广东提学校按察司副使魏校“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使诸童生，三时分肆歌诗、习礼、演乐，禁止火葬，令僧民还俗。”[60]由于元末红巾军曾经以“明王出世”号召群众，明统治者对秘密宗教活动也保持了高度警惕，与“淫祠”一起被禁绝的还有巫术：“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司婆，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61]在大毁淫祠寺观的同时，太祖颁行《教民榜文》，推行“乡饮酒礼”制度，以达到“序长幼、别贤否、厚风俗”的目的，规定乡里道德教化的标准应是“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行、毋行非为。”[62]被毁的淫祠寺观也多改为乡里社学。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如岭南地区在南宋时“大率民婚丧嫁娶，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63]经过明代的教化，“衣冠礼乐，无异中州，声华日盛，民勤于食，尤以广州府一带，更是礼教渐摩，名德辈出，缙绅之家，以不学为礼为耻，以导欲诲淫为戒。”[64]
明代官方宗教政策的调整，表现出宗教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显著增强，特别是统治者极力防范神权对政权的不利影响，构建以帝王为中心的宗教观，为前代所不曾有，反映出明代统治者对宗教的新定位。
（四）民间宗教意识
在民间，受士大夫宗教观和官方宗教政策的影响，宗教的信仰功能显著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它的经济调节功能和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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