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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称“虎狼”考：兼论秦文化遇到的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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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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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的联盟都显得那么短暂和不稳定。我们认为，“虎狼之秦”这一观念的产生，除了与秦有军事上对抗的因素外，还存在着非军事方面的因素，即六国对秦国文化的抵制和对抗。[26]“虎狼之秦”的观念，正表现了东方各国对秦国东侵在军事和文化上引起的双重恐慌。
“合纵”运动在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在军事和文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六国彼此结成的一种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东方国家一旦存在和秦国的对抗，“虎狼之秦”、“纵亲”、“一纵”等这一系列观念就跳跃而出。六国与秦在战国晚期军事方面的对抗，这里本文不作重点阐述，我们下面主要从六国在文化上对秦抵制的角度来加以讨论。
纵观秦文化的发展，早期由于秦偏在西垂，与中原诸国交往较少，虽然周文化对秦的影响可能在西周初年即已开始，尤其在秦文公时代打败戎人“收周余民”及后来占有西周故地之后，秦对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继承，但我们认为秦对周文化的最终吸收和继承不宜夸大。[27]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28]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与秦国相比较，东方各国尤其如齐、鲁诸国，则较多的保留了周文化传统，它们可以说仍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在战国晚期频繁争战的背后，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正是通过“虎狼之秦”、“纵亲”等这些观念，使我们已隐约看见六国与秦两种文化上的对垒。
这种文化差异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从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意识等多方面来加以考察。首先在制度上，与东方各国相较，秦一直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宗法制正是周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战国以后虽然东方各国的宗法制渐趋衰落，但这一制度对东方各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等等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秦国却缺少严格的宗法制，没有血亲关系的分封制，而施行功利性的奖励军功封爵制，任贤而不任亲的做法也比东方各国鲜明，所以六国人在斥骂秦国时，说秦是“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29] 在思想学术上，钱穆把先秦学术分为“古官书之学”（主要是以“六艺之学”为代表的儒学）和“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前者盛行于东方齐、鲁诸国，后者遍及中原三晋。[30]战国以后的秦，其统治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禁绝人们议政，在意识形态上以法家思想为一统，而法家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儒家被视为五蠹之一，儒、墨都不容于秦。[31]进入战国以后的秦，在其统治中逐渐形成了反儒的倾向，当时荀子就已指出秦国“无儒”[32]的现象，东方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乐是秦统治者所看轻的。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在思想学术上达到的水平是不高的，学术的讨论缺少自由的空间，更不用说达到东方代表性国家如齐国稷下之学那样的学术繁荣。秦国任用六国的士人，也是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很少有入秦的。[33]
所以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34]《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jing4)注《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5]，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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