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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

时间:2009-7-24 13:57:15  来源:不详
申这一点。晋代诗人陶渊明《咏荆轲》诗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唐代诗人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代散文家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宋代诗人胡曾《易水》诗说:“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此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明代诗人李攀龙《易水歌》诗:“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志心,可以昭寒水。”清初学者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此外如唐代陈子昂、李白、贾岛、柳宗元、罗隐,宋代邵雍、司马光、苏轼,元代李时行、刘因、杨维祯,明代王大用、王衡、李东阳、屠隆、张新、李先芳、王世贞,清代陈维菘等人,也都各有吟咏。可知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地所专有、直到清代延续近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文化的独特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典范。

  七、赵文化的形成
  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玉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早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朔时,赵氏遇到大难,同宗四位大夫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被灭族,于是赵氏门客中出了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保护赵氏遗孤。公孙杵臼问程婴:“抉立孤儿和殉难而死哪个更难?”程婴说:“死容易,扶立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那么你来努力做这件难事,我做容易的,先让我来死。”就殉难而死,以掩护程婴。程婴带着孤儿赵武藏匿山中,十五年后,赵武重新被立为大夫,程婴继续在左右保护他。又过了数年,赵武长大成人,举行了加冠礼,程婴便毫不迟疑地自杀而死,为的是到地下向公孙杵臼复命。
  邯郸原为赵夙的后代赵午的封邑,时称其为“邯郸午”。赵鞅(赵简子〉在吞并邯郸时,赵午家中出了一名家臣名叫涉宾,是位忠诚的侠士。赵鞅在晋阳囚禁了赵午,命令他的从者脱剑而入,唯独涉宾不肯从命,很有豪侠风骨。赵午死后,涉宾拥戴其子赵稷在邯郸和赵鞅对抗,一直持续了七年。
  与此同时在赵鞅的家臣中,也出了一位董安于。赵鞅吞并邯郸引起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干预,于是董安于为赵鞅承担罪责,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还活着干什么!人谁不死,我死得已经晚了!”就自刎而死。
  到赵鞅之子赵无恤(赵襄子)时,又出了一位大侠豫让。豫让为知伯荀瑶的家臣,赵无恤与韩、魏合灭了知氏而三分其地,豫让吞炭漆身,前后两次刺杀赵无恤,欲为知氏报仇。有一次,赵无恤从晋阳城外汾水桥经过,豫让预先潜伏在桥下。赵无恤的车刚一上桥,马就惊了,赵无恤说:“一定是豫让在这里。”一看果然。赵无恤感动得喟然叹息而泣,于是脱下自己的外衣交给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击向外衣,衣尽出血。豫让说:“我可以下报知伯了!”于是伏剑自杀而死。豫让吞炭漆身,改变了自己的形状,连妻子也认不出他。只有他的朋友能认出他,知道只有他才能忍得下这样大的痛苦。朋友问他:“以你的才能,去臣事赵襄子,一定会得到信任,使你亲近他,从而有机会报仇,何必受这样的苦难呢?”豫让回答说:“如果我已经臣事了赵襄子,还要去刺杀他,就是对君主怀有二心。吞炭漆身固然很痛苦,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天下后世对君主有二心的人感到惭愧。”豫让死前,赵襄子责备他说:“你不是也臣事过范氏、中行氏吗?知氏灭亡了他们,你不去报仇,却反而委身于知氏。现在知氏死了,你却单单为他报仇,是什么道理?”豫让回答说:“我臣事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像普通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也像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知氏以国士对待我,所以我也以国士的所作所为对待他。”
  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都为之涕泣。自此以后,侠义之风在赵地就成了一种传统风尚。《庄子·说剑》中讲述说,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有余人而好之不厌。并描述当时剑客的形象是:“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后来李白在其著名的《侠客行》诗中写道:“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就是根据这段描述而来的。
  赵惠文王的父亲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玉是赵国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关于他“胡服骑射”的典故十分有名。当时赵国北有燕,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而且又与秦、韩二国相邻,中间还有一个中山国在其腹心。没有强兵无以立国,身穿长衣不便骑马,赵武灵王果断地决定变更服制,穿胡人式的短衣,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即位后的第十九年,赵武灵王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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