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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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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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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干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情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是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乎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好读书，为人博闻强记。他很富有理智，从不与人斗胜。在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荆轲默然离去。在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默然逃去。这是因为他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能建非常之大功的人，也必有非常之言行。荆轲称自己是“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田光称赞他是“体烈骨壮，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像这样的一位大侠，他的言行举止当然会有超越常人之处。在卫国，荆轲曾经出手解救十余位贤士大夫脱离危急。在燕市，他与屠狗为生的高渐离为友，终日饮酒于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辆和歌，相视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无人。大笑是因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怀生命，旁若无人是因为他们早已抱定一死以报答世人。只有处士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寻常人，知道他是“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他的情趣志向远远不是普通人用一般的价值标准可以框范的。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头能使秦动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之手，荆轲面不改色。然而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燕太子丹的黄金、馆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决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荆轲说：“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狂狷”了。
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而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看似无情。荆轲已死，鲁句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这几位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们之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无以伦比的境界。
太子丹和荆何之间也有一种契合。在谋刺秦王的过程中，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正如宋代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评价的：“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荆轲自己也说：“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骥骥之在盐车，驾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古人常说的知己的含义，不在于了解他的为人，而在于知道他的份量；不在于关怀他，而在于尊重他。燕太子丹肯用金瓦给荆轲投龟，是认为荆轲值得这么做，其意在于告诉人们他看待荆轲比黄金还要重，于是他就成为荆轲的知己。荆轲以太子丹为知己，太子丹以荆轲为天下士，认为得荆轲则永无秦忧，二人之间的遇合也算是千古不逢的了。
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步解释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秦威太赫是不正常的，燕怨太激也是不正常的，是过激、过头的。燕地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正常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正常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文化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偏锋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写作忼慨，忼又写作亢，本指咽喉。在声乐上，慷慨是情绪激昂、声音高亢的歌唱方式，音域由以宫、商为基调上升到以徽、羽为基调。悲歌也是专有所指的一种歌唱风格，在《燕丹子》中有“为壮声”、“为哀声”的描写，其悲壮之情可以由荆轲《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复还”数语具体印证。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燕昭玉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因为从此以后他们的事迹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慷慨悲歌的风格，便成了燕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了。历代文人学者在说到燕地时，都反复不断地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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