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政策⑨。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恐是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总理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1881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加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军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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