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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