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第三，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败因还来自很多方面。他总结为“四难”：“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具体则表现在清军战斗力低下、经费紧张等方面。
1.清军的战斗力确实十分低下。一方面，清军中虽然也有如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等勇将，但大部分将领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缺少谋略，因而战场上屡屡失利。李鸿章曾对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另一方面，清军中又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在平壤之战中，日本的军队一万二千多人，李鸿章的淮军达一万四千多人，实力大体相当。但是叶志超作为平壤战场统领，临阵退缩，弃城逃跑。其他将领除了一两位坚持抗敌之外都是一击即溃。日军攻入中国后，清政府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应战，却不断有守将不战而逃，以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城掠地。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提督，多次违背朝廷旨意，宁愿被动挨打，拒不出战，应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负主要的责任。李鸿章重用叶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当之责。但是清军统帅素质低下，清军虚弱不堪一击，也是事实。将帅已是如此，清军士卒更是战斗力差，训练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农民则根本不会打仗，加上枪炮笨重且严重缺乏，清军只能节节败退。
2.“经费之难筹”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海军的经费来源确实非常紧张。在1875年清政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末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200万两。各省同时要给左宗棠远征新疆提供经费，李鸿章在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889—1890年，北洋海军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